一位台灣作家訪不到張愛玲，租下她家隔壁公寓，挖了她一個月的垃圾，最後寫出了一篇垃圾。
英文有個詞彙叫Garbologist，直譯是「垃圾學家」。就考古學與環境科學的角度，這是形容學者透過分析現代垃圾掩埋場的廢棄物，來研究人類的消費行為、飲食習慣及廢棄物對環境的影響。
但自從A. J. 韋柏曼（A. J. Weberman）出現，這個字從此有了新的意義。此人因為極崇拜音樂人巴布狄倫（Bob Dylan），每天在他家外面埋伏，挖他的垃圾桶，有時撿到食物殘渣、尿布，有時也會撿到他的私人照片與親筆信，聲稱這些蛛絲馬跡可以讓他破解狄倫的創作。但這顯然讓巴布狄倫感到萬分困擾，但他卻仍以此為樂，還請了攝影師拍了張照（附圖）。
別以為這種事只會發生在西方人身上，華文世界也有一名瘋狂的「垃圾學家」，她就是台灣作家戴文采。
1988年，戴文采試圖採訪張愛玲，詩人痖弦還為她寫了介紹信，但張愛玲仍客氣地表達不願接受訪問。結果戴文采為了生出文章，竟租下了她隔壁的房間，帶著搖籃中的女兒，在張愛玲家外挖垃圾一個月，最終寫出散文〈我的鄰居張愛玲〉。這篇文刊載在洛杉磯《美洲中報》與台灣的《聯合報》。此文在台灣一刊出就引發極大憤慨，就現在角度來看，明顯是完全侵犯隱私的惡質文章。
文中不僅將張愛玲的生活環境與作息寫得一清二楚，開篇第三段，戴文采就寫「我在她（指張愛玲）回房之後，半個身子吊掛在藍漆黑蓋大垃圾桶上，用一長枝菩提枝子把張愛玲的紙袋子勾了出來」。接著寫她挖到了一個裝滿「粉絲白棉花的紙袋」，稱之為「如同扶桑黃蠶吐絲結的繭」，並以此推測張愛玲因為長年吃甜食配茶，導致牙齒狀況不好。還一一分析她平常愛吃的所有食物或零嘴品牌，例如雀巢速溶咖啡和奶精。
戴文采也描寫張愛玲去了華人超級市場買了哪些食物，例如芝麻醬、蔥油餅，還說她在小吃館點叉燒。稍微有點敏感度的觀眾，就知這分明是跟蹤行徑。她甚至隔牆偷偷觀察張愛玲的生活，寫下：
「早上她似乎休息，中午開始打開電視，直到半夜，間歇的空檔她騎健身單車，僅是憑聲音辨正，但極有可能。騎幾分鐘即暫歇繼續看電視，有時候同時進行，以致我曾誤作她看健身節目，螢光幕里有健身單車。」
甚至透過電視內容判斷，張愛玲的電視只有裝基本台，笑她不捨得花錢裝機上盒去看電影頻道，稱她「閉門造車」。她還偷看張愛玲的帳單，連她當月的電話費等開銷都具體寫上。
此外，不僅是單純的觀察文體，戴文采還不忘「賜教」，看不慣張愛玲的生活習慣，批評她終究是千金小姐，說自己能看見她「生活的低能」，最後不忘建議張愛玲可以去吃法國麵包，還以說教口吻寫道：
「滴幾滴橄欖油，放在電爐上烘烤兩三分鐘，配上牛奶，實在健康得多。」
在侵犯張愛玲的一切隱私後，她還在文末以貶低的口吻稱她「一口好井的完全枯竭，因為沒有水源供水」，還寫「她虛無的名聲，就像那淒涼的月色」。完全無視張愛玲極力躲避人群的意志，強行將對方拉入自己的文學意淫當中。
〈我的鄰居張愛玲〉寫成後，戴文采說她與瘂弦一同將這篇散文寄給張愛玲本人，但最後張愛玲直接以掛號信將散文寄回。她事後受訪時稱這是唯一原稿，如果張愛玲燒了就沒了，雖然不確定她到底有沒有讀，但她認為這是張愛玲「准予發布」的訊號。
發表後，立刻引發軒然大波，文壇尤其憤慨，怒指戴文采行為不可理喻，一時之間可謂人神共憤。但戴文采堅不道歉，刊出的媒體《美洲中報》也裝沒事，起初邀稿的《聯合報》選擇暫不刊出，據季季事後透露，瘂弦表示要等張愛玲百年時再刊出（2020年）。張愛玲雖然並未正式回應，但聽說張愛玲本人有向友人表示自己感到不滿且困擾，立刻搬走。
當時張愛玲年近七十，身體已不再健朗，但為了躲避這些打擾她的人（還有她最怕的跳蚤），因此本來就一直有搬家習慣，而戴文采的恐怖行徑更是壓倒她的最後一根稻草。文壇有一說，稱她在生命中最後二十年，搬家了180次，幾乎一週就得換一個住所。可以想像在她讀到這篇令人髮指的散文後，應更是活在恐懼之中，大概從此連丟垃圾前都得先三思。在此事發生後六年，張愛玲便於洛杉磯寓所中辭世。
在台灣文壇有如過街老鼠的戴文采後來在2009年旅居香港、廣東等地，沒想到在中國文壇竟獲得一定程度的敬重。2009年，一名網友「子亱閒讀」在豆瓣網發表〈「潛伏」與「蝸居」－也為戴文采說一句話〉一文，內容寫道：
「戴文采對於張愛玲的仰慕，並非祇是獵奇為唯一，就其筆下那自然而華麗的張體文字來看，似乎任何人都能讀得出是深受張愛玲寫作風格浸淫的，不太客氣地說一句實話，名家寫張愛玲或者模倣張愛玲的格調，我讀得很多，都沒有戴文采的好。」
見到難得知音為她翻案，戴文采龍心大悅，竟在其貼文下方長文回覆，道出所感。為避免該頁面哪天突然消失，在此全文引用，不過原文是散落在留言區的內容，所以可能會有些東拼西湊的感覺，我也刪節了她嚴重人身攻擊的內容。還請讀者在閱讀前先深吸口氣，因為我不確定你是不是會氣到心臟病發。
中國是個老人權力窄制的生命腐敗性社會，不只政治，文化更荼毒甚深。在政治和文學上，只要倚老賣老就可以壓死砸死年輕人，中國是個老人不讓年輕人出頭的破四舊並不成功，解放並沒有達到的腐敗社會，到台灣去的國民黨舊眷村遺老更嚴重，這篇文字，二十幾年來，橫看豎看，左看右看，都找不出什麼出格的任何一個字的問題！
作為鄧小平投資的海外報紙的一個專業新聞編輯，二十年後，浮現出來的，還是台灣兩個舊眷村遺老大報中，僅僅芝麻大官階的眷村流氓互相鬥爭，拿我當炮灰的歷史痕跡。眷村流氓史話，是研究台灣近五十年來非常重要的課題，也是台灣始終無法得到統一共識最深化的原因，眷村遺老不那麼壞，眷村遺老下的眷村流氓，壞到骨子裡，毀掉了蔣中正一九四七年之前，就已經和台灣人民溝通良好的情感，當然更毀掉了從孫中山時代，台灣和中國的革命情感，眷村流氓大報惡鬥向來滅跡，我的「張愛玲事件」就是痕跡，關鍵核心在，中國時報派了張錯去，敲了張愛玲的門，堵了張愛玲的道，什麼也沒寫出來，一個字也寫不出來。還是季季派去的吧？
當年的我，根本不是《聯合報》的記者，而是中資《美洲中報》的新聞編輯。《華麗緣—我的鄰居張愛玲》，一開始就在《美洲中報》副刊連載結束了。我也沒有主動寄出已經在美國發表完畢的稿子給在綠豆小島的台灣《中國時報》，是張錯要求我給張大春看看，張大春自己拿去給季季的，也就是《中國時報》出動副刊主編和張錯一起去坐在張愛玲門口敲她的門，堵她的道，也沒寫出一個字以後，想騙我的稿子看看我寫了什麼。早就在《美洲中報》發表了的文字，已經不是祕密，我何必矯情不給人看？何況來要求的人是我以為的最好的朋友張錯。就從稿子被騙去給不學無術祇知鬥爭的季季開始，我長達二十年的文字屈辱，沒完沒了的迫害。
當年之我，年近三十，今日之我，年逾天命。幾乎就在做完這個採訪之後，我對張愛玲再也沒有興趣了，因為看見一個作家為何江郎才盡，警誡自己千萬別比上她的後塵。 至於張愛玲，我祇有一句話—太平凡的作家，太名女人作風的女人。
我對中國統一問題比張愛玲有興趣太多太多，我的文學可以證明這一點。我對張愛玲作品的喜好，也不如我對我們自己的《美洲中報》的癡狂太多太多，那就是鄧小平為中國統一而先在美國辦的報紙，用得卻全是台灣記者和台灣編輯，因為鄧小平認為台灣媒體比中國媒體進步。從來沒有在中國生活過去，體驗過中國共產黨得我們，在鄧小平理想中的報紙裡工作，是當年的我們唯一和中國來往的經驗。並不想在這裡歌頌什麽，但是，這經驗也給完全不認識中國共產黨的我，一個深深的感受，中國共產黨有其風采。
張愛玲知道張錯他們去坐在她門口，堵她的道之後，就搬到這個隔壁可以住、天天人進人出川流不息的大公寓。唉，上海名女人有其又讒又嫌嘴燙的明星作派，在這一點明星心態上，阮玲玉真誠可愛得多。在文學的嚴肅成就上，張愛玲三個字，那就實在不甚了了。她，走到天邊都還是左翼作家記憶猶新的—上海名女人風格！放眼文壇，學張愛玲文字學得像的很少，學張愛玲文學明星架勢名女人作派的—倒是滿地，呵呵。
不合理的造神運動，絕對不是為那神，都是高抬那不足以為神的，如挾太子以令諸侯，謀了不成材的自己，你能明白嗎？合理的造神運動祇是過度的崇拜，那是不同的。挾張愛玲想號令文壇，和打擊比自己有才華和外貌的女作家罷了，張愛玲就是這麼被哄抬起來的，怪之怪我懷玉其罪，寫張無罪。身為八十後新一代才貌雙全的才女，可要早點想通這個才女難為的道理。要砍英國大才女安妮皇后的頭，還能肆無忌憚的定罪，何況手無權力的才女們。被口水淹死是定罪的方法，被口水淹死的才女古來多矣。
張愛玲常常搬家，她的位址若是不給人，那就祇有她的兩個委託人知道了，一個是皇冠出版社平鑫濤，一個是香港導演宋淇。在那之前很長一段時間，張愛玲應該是正過著最辛苦的喪夫歲月，賴雅亡故以後，她在美國的社會福利金應該也因此取消了。如果她不想和媒體聯繫，一向都交給委託人處理，轉信件或轉稿件。確實是她自己把地址，直接給了好幾家媒體，這個例外的開始，我想原因誰都能明白，她需要錢生活，不論使用開闢專欄或預支稿費長期寫稿的方式。也說明一點，她委託皇冠出書的全部稿費，要加上賴雅的社會福利金才能生活。
要說的是，張愛玲給媒體地址沒有什麼不對。拿她來打壓別人，卻到她死也沒有給她開專欄，支稿費，照顧她的生活的眷村流氓報，是整件事件的唯一罪人。
張錯先告訴我，張大春是他在《中國時報》的朋友，也想看看那文章，我說已經在中報發表了，不方便再寄給其他報紙，兩大報要的都是全球第一手版權發表，這是臺灣媒體原則。張錯說沒關係，他們祇是想看看而已。然後張大春就打電話來了，也說是張錯介紹他找我，請我寄去給他瞧，還問我有沒有照片，看完不用會還給我。已經發表完畢的文字，我真的沒多在意，在《美洲中報》發表以後也毫無任何問題。那時候我還很尊重張大春的《將軍族》，很難認為文章寫得好的也有包藏害心之輩吧，主要還是我相信張錯更不可能害我，這文章本身也沒什麼可害人之處，也就寄出去了。
結果張大春再也沒打電話來，也沒寄還給我。我才打了兩通電話去找他，接電話的人換成了季季，要我出面揪痖弦出來，說他仇人很多，她願意幫忙我這拿不到錢的人討個公道，我說不需要了，我也很珍惜我得到的機會見到了張愛玲，因為堅持不認為痖弦有何了不得的罪過。季季一聽立刻換了口氣，要脅的說：「你不怕我發動文壇圍剿你？」我淡淡回了一句最有名的激怒了她的話：「抱歉，我不知道文壇在那裏？」
先說點別的吧！那篇報導實在不是什麼張愛玲的私生活，連日常生活都還不能算，祇是一個鄰居通過她擺在外面的字紙，虛構想像的「張愛玲可能的日常生活」。如此讓人信以為真的原因，場景道具描寫的太逼真，就像我的小說，我怎麼寫都有人當成事實來閱讀，其實我的小說沒有一個不是純虛構。我的《啼笑因緣》寫北京，沒人相信我從來沒有在北京居住過，僅祇旅行時來過幾天，還有人誤以為我還是老北京，老北京的故人。
這叫才華吧。
一開始誣衊我祇是組織上的排擠，各種作家組織的語言圍剿，劃清界線，但不參加毫無水準的作家組織是好事，我不覺得有任何損失，文革不到身。這些動作看來更像對才華的妒嫉了。恰是這種壞權力帶領的壞組織沒有達到傷害我的效果吧。季季才著手寫那本壞書，可惜我住在美國和文壇保持了遙遠的距離，她寫了這本書我根本不知道，也沒人告訴我，我第一次讀到也是在季季部落格了，她都已經出書好幾年了，不是我不說真相，怪季季太籍籍無名，太不暢銷了呀。
我遭嫉是才華，本來根本沒什麼好說。因為《華麗緣—我的鄰居張愛玲》其實純屬望門虛構，投射的其實是我自己的生命觀照和寫作哲學，比如我看天才地才人材，我看大開與大闔。
最後還有一個始終想不明白的季季邏輯，如果有人拿自己寫得稿到處兜售的熱衷，去換取生活，不就是時報之季季每天做的事，和作家們做的事嗎？《中國時報》不就是靠每天出賣各行各業從政壇影壇到名人們的隱私，發薪水的嗎？季季唱的是那齣呀？關她什麼事呢？為何不能熱衷兜售呢？雖然我沒兜售那篇料中會被她坑害的文字。我十七歲就有她七十歲都難有的成熟，因為比她善良，只有善良者能長大，能成熟。
最毒者，唯妒嫉耳。
想說些題外也題內之言，整整三十年，或者更長，做為台灣島上最大的媒體的兩大報紙，就是類如對我的粗糙和文字暴力，黨同伐異的對待台灣人族群——————在他們嘗試創建第二政黨的民主道途中，結怨太深，仇恨撕裂，而兩大報從來也沒有自己點名為自己所做過的一切道歉，這癌癥般一直持續生長的，封閉在小島上的活的仇恨，不是遙遠的早就屬於上一代的二二八死仇恨，所能並比。島內和平以及中國統一共識的障礙在活仇恨，不是年年拿來當戲劇演的死仇恨，就在那選舉戲碼又炒作死仇恨時，活仇恨又更深了。死仇恨已遠，活仇恨沒人道歉嗎？那些曾經被文字暴力屈辱的家庭和家族，仍走在兩大報的門口，怨毒的擡眼望著。他們三百年來一直生活在那兒，和我母親的家族一樣，名譽對他們是如此重要。
有一件事，我希望能查清楚。是否找張錯和張大春騙了我的稿，卻又製造我到處兜售到《中國時報》去給季季的人，是高信疆？季季根本不知道這稿子是這樣到了她的桌上的？每一個優秀女作家背後，經常都有一個利用她的，才華不如她很多權力卻比她大很多的男作家，那女作家常常在那男作家的權力下，承擔一切屈辱和磨難，而自己應該享有的聲望和光環，卻不著痕跡的被那男作家攔截了。男權社會中優雅的踩女性的手法和身段。
在發表上述內容後，戴文采在2013年集結了自己的四十篇散文出書，為了吸引讀者上鉤，書名就是《我的鄰居張愛玲》。
為此她也接受了中國媒體《勞動報》的專訪，她透露張愛玲地址是《聯合報》編輯蘇偉貞提供，強調翻垃圾等行為皆不觸法，指自己沒有敲門就稱不上打擾，還大言不慚地說：
「身為媒體人，我們這樣謹慎對待公眾人物（指她寄回原稿一事），實在不為過，我的文字證明無一字傷害她，甚至美化了她。」
戴文采始終認為自己是文壇鬥爭的犧牲者，對自己的行為從未有過反省，還把張愛玲退信視為「准予發表」，完全沒想到張愛玲可能是「不屑一顧」，其自我程度可說超乎世人想像。她也透露自己留下了私藏了一封張愛玲寫給瘂弦的一封信，諷刺的是，這封信的內容是張愛玲稱讚戴文采的作品《哲雁》寫得出色。
2020年8月1日，文學家兼「垃圾學家」戴文采在洛杉磯辭世。唯一報導其訃訊的中國媒體《粤海風》對她沒有任何批判，撰稿者王豔芳反而稱讚她「才華洋溢」，指她「永遠留在張愛玲研究史中」，並語帶肯定地寫道：
「多虧了戴文采的『卧底』行動，世人才得以了解張愛玲晚年生活的真實一面。」
戴文采在晚年的自白中，將一切歸咎於文壇鬥爭與政治立場，卻不見自己以才華為名，行剝削之實。這說明了失去了底線的才華，最終只會淪為華麗且殘酷的暴力。即便戴文采已經離世，但其散文所造成的傷害已刻入文學史。作為當年推波助瀾的媒體如《聯合報》、《美洲中報》，不該只是將此視為一段文壇往事，更應該正式承認當年編輯決策的失準，向張愛玲正式致歉。
後記
感謝讀者提供更多資訊，瘂弦雖然當時表明拒絕刊載，稱要等到張愛玲百年時（2020年）再刊，但他後續接受《南方都市報》採訪時，卻有另一個說法。他表示：
「不是我派的記者，是一位小姐，她是我們學生輩的，她住在美國，打一個電話給我，說：『我準備訪問張愛玲，如果訪到了，這個文章你有沒有興趣？』通常我們接到這樣的電話會說：『可以呀，你寄來嘛。』這跟我派她是不一樣的。再也沒有想到她去扒人家垃圾，扒人家垃圾是太嚴重了，這是犯法的嘛。她就把每天扒到的垃圾作分析，很無聊的。所以當時她把文章交來，我沒有登，她很快拿到《中國時報》去，也沒有登。」
「這個事情你要幫我公開，這樣有傷我的清譽。張愛玲很少跟人寫信的，她是不回信，不接電話，也不應門，你要訪問她是很困難的，人人都知道，不必訪問。她在台灣跟我有來往，寫信給我，我常常接到她的信，我知道不必去訪她，訪也訪不到。她不要見面，我也沒有見過她的面。我不會幼稚到去訪，也不會去扒她的垃圾，那是非常齷齟的行為。」
季季曾有談過此事，給讀者們平衡一下視角：「季季專文：我與張愛玲的垃圾」
戴文采在後來的自白中說自己是被張大春、季季「騙稿」去鬥爭。但季季的文章顯示，是戴文采主動打國際長途電話、主動要求報銷租金、主動急切地推銷這篇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