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不到一毛政府補助，還在開拍前三天被迫換角？六個月後，他的電影入選了坎城影展。
巴勒斯坦裔導演馬赫迪弗萊費爾（Mahdi Fleifel，附圖）出生在杜拜，在黎巴嫩的難民營度過多年，九歲時隨著父親成功到丹麥定居。小時候他因為看了一些法律題材的電影，因此夢想是成為一名律師，他相信如此一來就可以「無畏權力，據實以言」。結果他去了一趟法庭實習後，只覺得無聊，回家跟爸媽說，他想學拍電影。弗萊費爾說：
「他們全心碎了。」
弗萊費爾最後在英國電影和電視藝術學院拿到學位，不過弗萊費爾說：
「從電影學院畢業之後，才開始真正覺得自己在電影學院上課了。」
換言之，他真正走進拍攝現場的試煉，這與課堂所學可說大有不同。而且作為一個獨立製片人，不能只管創作，要考量的事情可多更多。
問起他的認同，馬赫迪說自己既不是丹麥人，不是英國人，不是歐洲人，也不是巴勒斯坦人。他說如果你問起巴勒斯坦人，他們也不會認同他是巴勒斯坦的電影工作者，因為他拍攝的是關於流亡者的生活。為此，馬赫迪認為應該要新設一個類別：流亡電影人。
弗萊費爾說自己雖擁有丹麥籍，正是因為丹麥不願意補助他創作的資金，甚至可以說是整個歐洲各國政府單位都不願意給他錢。弗萊費爾表示：
「歐洲的大多數資助機構都問我，我們為什麼要花納稅人的錢，讓你去希臘用阿拉伯語拍一部素人主演的電影？所以我們不得不創造自己的方式。」
其第一部劇情長片《邊境風暴 To a Land Unknown》（2024）最後是靠私募股權、借貸等方式進行創作。也幸好有關心巴勒斯坦議題的英國音樂人羅傑沃特斯（Roger Waters）等人雪中送炭，才讓作品得以順利推進。
自2003年起，弗萊費爾已經有過多部紀錄片與劇情短片的創作經驗，其中回顧童年往事的紀錄片《我不屬於 A World Not Ours》（2012）曾入選國際各大影展，是為代表作。他還靠著這部電影賺得的獎金開設了公司，看似一帆風順。
但才過沒過幾年，弗萊費爾卻在如日中天時毅然轉行，因為他發現實在太多人拍攝自己耕耘已久的難民題材，再拍好像覺得沒意思了。他跑去大學教授修辭學研究，結果堅持到了第二個月，某天他望向學生，心裡想著：「這行不通！」立刻辭職回到本行，他形容得巧妙，「腳裡好像卡了一粒石子」。
《邊境風暴》的靈感來自巴勒斯坦作家格桑卡納法尼（Ghassan Kanafani）的小說《Men in the Sun》（1967），故事描寫有一群年輕人前往一個名為「黃金國」的地方工作，結果最後卻受困在伊拉克和科威特之間如同煉獄般的沙漠地帶，進退兩難。弗萊費爾驚覺，對於現在的巴勒斯坦人而言，這個地方不就是希臘嗎？
希臘對於大多人是文明古國、度假勝地，但對巴勒斯坦難民而言，這只是一個可以輾轉進入德國的中繼站。
每年都有成千上萬個難民偷渡希臘尋求庇護（以海路為主），但他們幾乎無人希望留在希臘，而是希望在此地先籌錢，設法前往庇護通過率更高、就業機會也更高的德國。弗萊費爾說通常難民通常就只有三條路：一是加入地方派系取得認同感；二是透過投入毒品交易；第三條路就是到邊境碰碰運氣，看能不能逃。
弗萊費爾自己也是難民出身，對希臘的難民社群的狀況感到好奇，長年下來都透過紀錄片的拍攝近距離觀察。他很快地發現自己之所以從小沒有接觸到這些犯罪活動，並不是因為他的家庭教養好，而是因為他比較幸運，擁有「特權」（privilege）而已。
此外，故事起源也跟弗萊費爾過去拍攝的紀錄片被攝者有關，過去他主要拍攝過四位難民，第一人成功落腳柏林，第二人去了匈牙利後音訊全無，第三人在雅典死於用藥過量。當他得知這起悲劇後，弗萊費爾覺得自己有義務要來拍攝希臘難民的現況。
後來他發現第四人去了英國，弗萊費爾感到很不可置信，他飛往倫敦一探究竟，問他是如何做到的。結果對方以平實且冷靜的語氣告訴他，當時他與另外兩人帶著兩萬歐元跨過馬其頓邊境，與此同時有四個人被綁架、塞住嘴巴關在雅典的地下室裡（電影中會解釋發生了什麼事）。弗萊費爾聽了不可置信，以為自己在聽《第三集中營 The Great Escape》（1963）的劇情，就順手將這個情節寫進了故事裡。弗萊費爾表示：
「有一天，放映結束後，一個人走出來告訴我，要我應該以更理想的角度呈現巴勒斯坦人。我問他想要什麼樣的角度？我只是在試著誠實，這並不是說我故意選擇在公衆場合展示我的底褲。」
「這些都是實際情況，我想誠實地面對他們的經歷。我還想問問自己，如果我處在他們的位置，我會怎麼做。是的，我們都可以同意偷竊和賣淫這些事是壞事，但人們為什麼要做這些事的問題仍然存在。這是我感興趣的問題。」
《邊境風暴》描寫的是一對表兄弟查帝拉與雷塔試圖跨境前往德國，為了購買假證件，他們只能靠偷竊、詐騙等方法籌錢，乍看下來他們並非善類，但卻也是走投無路才走歪道。
弗萊費爾向來不信任專業演員，他透過表演工作坊找到合適演員，去遍了法國、德國、丹麥、希臘、黎巴嫩、巴勒斯坦、約旦等地費時兩年，最後找到了最完美的演員陣容。
不過噩夢卻在開拍前一週發生，飾演患雷塔的演員，臨時取消簽證，眼見箭在弦上，已經沒有停拍或延拍的選項，弗萊費爾只能當機立斷，決定立刻用視訊方式重新試鏡。在拍攝前三天，從未有過表演經驗的職業滑板運動員阿拉姆沙巴（Aram Sabbah）脫穎而出，他最後成功詮釋了被毒癮控制的身心處境。
禍不單行，戲份不亞於兄弟倆的兒童難民馬力克一角也出事，原本的演員一樣在約旦被拒絕簽證。弗萊費爾最後找到了加薩出身，陪哥哥來試鏡的穆罕默德阿爾蘇拉法（Mohammed AlSurafa），對此他將之視為一個神秘的巧合，因為以哈戰爭正好開戰，所以他的心境剛好與片中角色完全相符。弗萊費爾激動表示：
「任何能夠拍攝成功的巴勒斯坦電影都是一個奇蹟，但我們能夠拍攝這部電影真的是一個奇蹟。」
2023年11月7日是《邊境風暴》的開拍首日，2024年5月22日則是《邊境風暴》在法國坎城影展的首映日，只有短短六個月半的時間。弗萊費爾形容自己好像是被推進水裡，後面還有鯊魚緊追不放，「我們只有一條路可走，但我們做到了」。雖然他承認自己以後不敢再這樣搞了，因為自己把身體全搞壞了。
坎城影展首映場後，現場歡聲雷動，讚聲不絕於耳，各大媒體對《邊境風暴》的評論盡是好評，有影評人將之與《單車失竊記 The Bicycle Thief》（1948）與《午夜牛郎 Midnight Cowboy》（1969）相提並論。對此，弗萊費爾笑說：
「那我可以退休了，從現在開始，我注定要走下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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