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浮生掠影：比爾道格拉斯」比爾道格拉斯：只拍四部片卻被重新定義的英國電影大師

走了三十年後，人們才意識到也許他是影史上最偉大的導演之一。儘管這位導演一生只拍了四部劇情片。

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一批極具反叛性的英國導演湧現，湯尼李察遜（Tony Richardson）、林賽安德森（Lindsay Anderson）發起的「自由電影運動」轉化成了英國電影新浪潮。作品主要關注勞工階級的困境，在真實外景拍攝而非片廠。

一時之間，英國人趨之若鶩，因為他們得以聽見自己的方言、與角色共鳴相同的生活困境，可說是在大銀幕中看見了翻版的自己，這些低成本、反體制的電影意外由此創造了賣座的成績。但好景不長，在1960年代，隨著好萊塢資本大舉入侵，《007》系列、披頭四的音樂電影《一夜狂歡 A Hard Day’s Night》（1964）等商業主流電影迅速攻城掠地。

在這個追求時尚、性解放與流行樂的「搖擺倫敦」時期，描寫勞工處境的電影對大眾而言顯得沉重又土氣，而原本電影中的革命思想說久了也變成一種教條主義，逐漸顯得無趣且僵化。

比爾道格拉斯（Bill Douglas）就是在這個背景下投入電影製作的。

1934年，比爾道格拉斯出生在蘇格蘭愛丁堡的煤礦村落，在他出生僅僅幾週後，他的母親就被送往醫院，隨後被轉入精神病院療養，並在那裡度過餘生。外祖母扶養了他，卻在過世之後轉而由祖母接手，只是她對孫子並無憐愛，任憑他在暴力、飢餓與被忽視的情景下成長。道格拉斯逐漸地發現，唯一讓他暫時逃避現實的方式，就是走進戲院看一場電影，暫時忘卻現實的煩憂。

成年後，他前往埃及服役，認識了終身摯友彼得朱威爾（Peter Jewell），在其引導之下，道格拉斯接觸了藝術與電影製作，找到了一生的職志。

在35歲那一年，道格拉斯負笈倫敦電影技術學院（後更名為倫敦電影學院）。不過那正是英國電影走向低潮的時期，人們已經不再對寫實的勞工故事感興趣，而道格拉斯的養成，顯然不會讓他願意投入商業電影製作。有趣的是，雖然看似他必然走向寫實，但他似乎對「寫實主義」不是這麼感興趣、也未必認同。

1959年，羅伯布列松（Robert Bresson）以《扒手 Pickpocket》震驚影壇，此片亦是其美學風格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布列松起用非職業演員，使表演剝除情緒痕跡與戲劇張力，角色宛如失去靈魂的人偶，進一步彰顯人物受社會禁錮的核心命題。

布列松的作品同樣描繪身為人的苦難，但刻意迴避傳統寫實手法，這或許對道格拉斯的敘事美學產生啟發。有別於林賽安德森等人作品中較為外顯的戲劇張力，道格拉斯更傾向運用「刪去法」：刪除敘事線索、抹除角色的情感表達，並將對白壓縮至最低限度。但也許道格拉斯會告訴我們，真正啟發他的是默片時代的喜劇泰斗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這才是他曾公開推崇過的偶像。

在他一生僅僅四部正規劇情片創作中（不含其早期學生作品），包括他的自傳三部曲《我的童年 My Chilhood》（1972）、《我的家人 My Ain Folk》（1973）、《我回家的路 My Way Home》（1978）與《同志們 Comrades》（1986），都是以如此極端的手法進行呈現。值得玩味的是，當時鼓勵他投入自傳作品創作的，正是林賽安德森。

在道格拉斯進入電影學院的同一年，新導演肯洛區（Ken Loach）的《鷹與男孩 Kes》（1969）技驚四座。故事描寫一名礦工之子與老鷹的情感，強調他如何遭到家庭、社會與學校的壓迫。肯洛區的作品被冠上「社會寫實主義」，因為他的電影無處不暗藏對勞動市場與教育體制的批判，充滿著政治性的憤怒視角。

道格拉斯肯定也看了《鷹與男孩》，但他並不願意讓自己被劃分為同類的導演。有別於肯洛區的明確左翼立場，道格拉斯拒絕在電影中置入任何政治辯論、不讓角色批判社會，觀眾感受到的僅有角色最純粹的感官體驗。不過兩片相同之處在於，他們的主角都尋獲了某種生命的救贖，一邊是老鷹、一邊是電影。

在三部曲之中，道格拉斯呈現了自身成長經驗的悲劇結構，顯然要求飾演男主角傑米的史蒂芬阿奇博爾德（Stephen Archibald）壓抑他的情緒或者不表現情況，且沒有安排任何情感宣洩的橋段。

從電影斷裂的敘事結構來看，道格拉斯更傾向完成的是記憶的拼貼與童年氛圍的重構，而非傳統戲劇敘事。然而，這種不真實性或許正構成另一種真實：若他在童年書寫中加入對社會的怨懟與批判，反而會凸顯創作者後設視角的介入，而道格拉斯顯然有意避免如此。

英國電影協會（BFI）的製作部主管馬蒙哈桑（Mamoun Hassan）曾回顧自己起初拿到道格拉斯的劇本《傑米 Jamie》（即《我的童年》）時，驚訝地發現他的劇本是如此與眾不同，幾無情感的鋪墊，他表示：

「它沒有描繪一個等著被拍攝的事件，而是用一系列簡單、凝練的影像和聲音來傳遞情感。這是視覺上的敘事。這就是電影。」

哈桑提供了道格拉斯他能支配的所有金援。在看到毛片後，他更是確認自己沒有看錯人，他以「詩人」來形容道格拉斯的作品。正是在他的鼓勵之下，故事延展成了三部曲的計畫。

1972年，道格拉斯以《我的童年》獲得威尼斯影展的首部電影銀獅獎，對於一個剛進入電影學院僅僅三年的人來說，這個成就是無比驚人的。而且這部電影僅有47分鐘片長。

隔年，道格拉斯的《我的家人》有著電影史上最令人讚嘆的開場。巧妙的是，首先映入觀者眼簾的卻是另一部電影。

開場時，觀眾聽見壯闊的好萊塢式配樂與飽和的彩色影像，那是1943年的《靈犬萊西 Lassie Come Home》。隨後切至下一個鏡頭，觀眾才意識到這是一座電影院的銀幕。緊接著畫面中出現主人公傑米，但他仍身處黑白影像之中。他凝視銀幕，卻毫無情緒波動。最終，他被重新拉回荒蕪現實——煙囪林立的工業地帶。

又等了五年，等到飾演傑米的史蒂芬阿奇博爾德長得大一些，道格拉斯透過《我回家的路》為三部曲劃下句點。

相較於前兩部作品揮之不去的陰鬱氣質，傑米在最終章中獲得某種程度的救贖。他在前往埃及的過程中結識了一位拓展其視野的摯友，即道格拉斯的終身友人彼得朱威爾。在道格拉斯決定成為電影導演時，朱威爾是唯一未曾嘲諷他的人。儘管道格拉斯從未公開承認自身為同性戀者（部分學者認為他可能更接近無性戀者），但許多研究者仍從其作品中讀出酷兒敘事的可能性。

其中之一是電影史學家、導演馬克庫辛斯（Mark Cousins），他在長達15小時的史詩紀錄片《電影的故事 The Story of Film: An Odyssey》（2011）中賦予了道格拉斯大師級的地位，他說道：「對我來說，比爾道格拉斯是蘇格蘭最偉大的電影工作者。他與這個媒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導演們平起平坐──如奧森威爾斯（Orson Welles）、愛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黑澤明。這是因為他對鏡頭和剪輯的理解是如此透徹，也因為他的人生——那份貧困、破碎的家庭、他的同性戀身份，以及隨之而來的憤怒──賦予了他偉大的創作題材。」

經過數年沉寂，道格拉斯在1986年完成了長達三小時的史詩之作《同志們》。然而比起三部曲獲得的高度認可，該片上映之初卻是毀譽參半。

《同志們》改編自英國勞工史上的著名事件「托爾帕德爾烈士」（Tolpuddle Martyrs），六名勞工因組織工會反抗雇主剝削，最終遭逮捕並流放澳洲。若由其他導演處理此題材，或許會呈現激烈且戲劇化的史詩敘事，然而道格拉斯卻以近似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的靈性風格推進敘事，亦可視為接近保羅許瑞德（Paul Schrader）所提出的「超驗電影」，以靜止、沉默與重複構築整部作品。

所有理應出現的高潮與情緒煽動元素皆被剝除，因此本片問世後，許多評論者質疑其創作方法或許僅適用於個人成長題材，而不適合承載宏大歷史敘事。儘管《同志們》的敘事方式存在爭議，但其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在於再次將電影作為「救贖」的核心命題置於影像之中。

誠然，1830年代電影尚未誕生，但道格拉斯透過巡迴賣藝人的視角，使勞工階級得以暫時脫離現實苦悶，並獲得超越日常的精神出口。影片中可見早期視覺技術如幻燈機的運用，而其中最令人驚嘆者，莫過於路易達蓋爾（Louis Daguerre）所創製的透鏡劇場（Diorama）之重現。道格拉斯對這些「電影前身」的呈現並非偶然，而是其長期興趣所在。

道格拉斯與朱威爾兩人對電影史情有獨鍾，數十年來，他們建立起了以電影史為主題的龐大書籍與文物收藏。他們立下了一條規則：只有在書籍半價或更低時才會購買。儘管如此，他們的收藏量還是驚人到足以開設一家博物館。這家「比爾道格拉斯電影博物館」位在英格蘭西南方的艾希特，1994年營運至今。館藏的一大賣點，正是「電影史前史」的這些視覺機關。

透過《同志們》，仍可見道格拉斯試圖突破個人創作框架；然而當外界期待他轉向政治性的勞工史詩時，他卻未改變其既有美學方法，依舊堅持自身作者風格。而這些視覺機關的隱喻，與傑米在電影中尋得救贖的經驗，其實彼此呼應。若說道格拉斯作品具有貫穿性的主題，那便是他持續探問：視覺藝術、電影如何開展人類的想像力，並引導人走向自由與解放。

儘管《同志們》的敘事對觀眾而言可能充滿挑戰，但不容否認的是，道格拉斯並未違背他的電影創作宗旨：

「永遠不要向觀眾展示他們能想像得比你更好的東西。」

這句道格拉斯的名言，也許來自他的另一個他的偶像希區考克（Alfred Hitchcock）也說不定？

晚年的道格拉斯一度也把重心放在電影教學，一切多虧了哈桑的提攜與引薦，他稱許他是一個非常優秀的老師。據說道格拉斯常常跟學生說：

「忽視一個壞建議很容易，但能忽視一個可能困住你的好建議，才真正成就了一個導演。」

1991年6月18日，比爾道格拉斯因癌症辭世，享年57歲。其晚年仍有多部構想中的作品未能完成。其逝世當下，英國影壇反應相對冷淡，儘管《視與聽》等電影雜誌刊登專文悼念，但他終究被視為體制外的創作者，未曾獲得奧斯卡等主流獎項肯定，長期被視為僅限影迷認識的小眾導演。

若非琳恩倫賽（Lynne Ramsay）等新一代英國導演對他百般推崇，道格拉斯或許真有可能為人所遺忘。光是倫賽早期在坎城獲得評審團獎的短片《Small Deaths》，以不同時代、看似斷裂的情節描寫一名女性人生中遭遇創傷的節點，其風格便能清楚看見道格拉斯的深刻影響。如今，關於道格拉斯的紀錄片如入選威尼斯影展經典單元的《Bill Douglas: My Best Friend》（2023）輪番問世，也讓當代影迷逐漸能以不同角度重新認識這位被遺忘的大師。

國家影視聽中心六月特企-浮生掠影：比爾道格拉斯
A Life in Glimpses: Bill Douglas

比爾道格拉斯的三部曲以黑白的冷峻定鏡、跳躍的音畫設計，捕捉童年的殘酷與溫情。資助三部曲拍攝的英國電影中心（BFI）製片主管回憶：「我從未讀過這樣的劇本……它只有一連串影像與聲音的組合，簡潔而直接地傳達情感——那是影像敘事，那才是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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