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對歷史的判讀最常見的盲點，便是過度地把任何事件歸因在個人身上（無論是英雄亦或禍首）。好比許多人至今仍認為愛迪生（Thomas Edison）擁有的上千個專利是他一人的成就，或者認為一戰爆發都是普林西普（Gavrilo Princip）的錯。不過把事情全部都算在一個人頭上，確實對於世人而言方便理解，完全符合人性。第一個登月的叫阿姆斯壯（Neil Armstrong），二號是誰，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但今天要介紹的作品，偏偏談的就是二號。談二號之前先談一號，這位一號人物赫赫有名，是有南非國父之稱的曼德拉（Nelson Mandela）。關於曼德拉的生平事蹟許多人耳熟能詳，他為了反對南非施行的種族隔離政策而被判刑26年半，更難能可貴的是，當他出獄之後登上大位，卻致力於種族和解。關於曼德拉，無數劇情片、紀錄片談過，各種觀點都有，就連看守他的獄警都有獨立的一部作品。
但誰知道原來一號人物之外，還有一位舉足輕重的二號人物。兩位來自法國的導演吉爾波特（Gilles Porte）與尼古拉夏普 （Nicolas Champeaux）以VR電影的形式創作了這部《2號被告 Accused #2: Walter Sisulu》（2019），這位「二號被告」名叫華特席蘇魯（Walter Sisulu）。
在南非之外，應該無人聽過這個名字。但他長期以來在反種族隔離運動的重要性從來不遜於曼德拉。差別或在於他並不如曼德拉擁有律師身分，出身與辯才皆不如他。事實上，早期的席蘇魯是一名礦工，也曾做過廚師等勞動階級的工作，後來是因為在麵包店工作時遭到非法解僱，才憤而組織工會而開始在社運界嶄露頭角，也在此時認識了曼德拉。
當白人為首的國民黨（National Party）政府在1948年決定在南非實行種族隔離制度後隔一年，席蘇魯便接掌了非洲民族議會（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的秘書長，在任期之內定調反抗到底的組織路線。這使得他自1953年起便苦嚐多次牢獄之災，無辜家人也屢受牽連。
本片並未試著去梳理華特席蘇魯的生平事蹟，而是以動畫重構了1964年在普里托利亞法院的情景，畫面彷彿是由黑白炭筆構成，就像是一般大家印象中的法庭素描一般。審判沒有任何可用的資料影像，於是兩位導演採用了法國國家視聽研究院所修復的審判錄音檔，將當時席蘇魯與檢察官珀西尤塔（Percy Yutar）的交鋒過程節錄在片中。
在片頭的字幕，導演寫道「2號被告是華特席蘇魯，反種族隔離運動被埋沒的天才」。此言確是事實，在革命起間與曼德拉地位相當、年紀也較長的席蘇魯在羅本島同樣被判處無期徒刑，並同樣服刑了26年之久，但當他在2003年以九十歲高齡辭世時，國際媒體的訃告卻描述他是「曼德拉的副手（Nelson’s aide）」。這是因為在他出獄之後，曼德拉擔任非洲人國民大會主席時，請他接任副手一職。
不過後來已經有許多證據表明曼德拉之所以能夠在黨內的派系之中依然被視為共主，很大部分是席蘇魯的幫助。當曼德拉在1984年決定與國民黨談判時，他第一個就是找席蘇魯商量。曼德拉坦承只有席蘇魯能夠幫助他說服其他人成員，將視之為導師。回推到兩人結識的1940年代初，也是經由席蘇魯推薦，曼德拉才得以進入非洲人國民大會之核心。
但華特席蘇魯清楚知道自己的位置，比起更具有群眾魅力、口才辨給的曼德拉，他知道自己必須退居二線作為輔佐者的角色。實際上，以席蘇魯在黨內的資歷與聲望，他大可以在出獄之後與曼德拉奪權，或排在他之後接掌大位。但席蘇魯卻選擇早早退休還鄉，安享晚年。
不過，當我們看完《2號被告》之中，卻可能一改我們過去的印象，這位二號只是謙虛了，席蘇魯固然在發言上不及曼德拉的鏗鏘有力（導演採用曼德拉的發言作為影片開場），但卻仍然懂得堅守立場，適時地顯露怒意與不服從精神，卻從未氣急敗壞，一句接著一句流暢無礙，也並未掉入檢察官設下的陷阱。
當檢察官珀西尤塔不承認政府曾經逮捕過無辜者時，席蘇魯強調自己的妻子與兒子也遭受逮捕，並且說道「如果有人遭到迫害，那就是我自己，1962年我被捕了六次。我知道這個國家的情勢」。沒想到，珀西尤塔卻在此時刻薄地回他「你怎麼知道？」席蘇魯卻優雅地回他：「我希望你能站在非洲人的角度來看待這件事」。
他的回覆清楚表明了他並未將白人視為異族，與戰友曼德拉在後期的堅持一樣，他們共同揚棄了以黑人民族主義為尊的極端思想，而更傾向於將南非打造為多種族共存之國。許多人記得曼德拉在這場普里托利亞審判當中慷慨激昂的四小時抗辯，卻忽略了在他的背後，沉穩的席蘇魯一直是穩定軍心的智者角色。
曼德拉後來曾在自傳中形容道：「席蘇魯從來沒有在危機中失去理智。當別人大吼大叫時，他總是保持沉默。」
對於南非民主進程的，席蘇魯理應獲得一席之地，缺少了他，南非或許不是今天的樣貌，但缺少了曼德拉以及其他核心成員亦然，沒有一個人是該被輕易忽視的。
在《2號被告》之中，觀者能以360度視角回顧這場經典審判的場面，並隨著席蘇魯提及的場面，而宛如進入到他意識之中，回顧當時南非的社會境況。實際上作品本身並不激情，而始終帶有著席蘇魯式的理性。
或許以席蘇魯獲釋之後的一句話做為本文結語特別合適，一語概括了他的治世精神。曾有一次被問到為何能養出如此好脾氣，也從不對關押他的白人表達怨懟，席蘇魯說道：「怨恨對你沒有任何好處。這並不意味著你不該生氣，但是你不要讓它影響了你的處事方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