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部紀錄片裡的一切影像都是靠反覆排演而成的，那還稱得上是一部紀錄片嗎？由受邀前往北韓拍攝「主旋律紀錄片」的俄羅斯導演維塔利曼斯基（Vitaly Mansky）所執導的《太陽之下》（Under the Sun ,2015），也許足以翻轉我們對紀錄片的認知。
2012年，導演曼斯基開始與北韓政府會見，商討進入北韓拍攝紀錄片的可能性。經過一番磋商，當局要求曼斯基不得與演員交談，也不得拍攝未經批准的場景，且「故事劇本」全都必須由政府核准後提供。
為了獲得批准，曼斯基決定拋下自己的一切堅持，全然同意北韓的荒誕要求。他以為納粹拍攝紀錄片的大導演蘭妮萊芬斯坦（Leni Riefenstahl）為範，計畫一方面符合政府要求，同時也不違背良知的以自己的視角紀錄真實的北韓。
之後來到了北韓，曼斯基被要求紀錄「朝鮮少年團」八歲女童珍美一家人。為了達到政治宣傳的效果，北韓當局傾力規劃工廠、街道、學校等一切「場景」，舉目所及的群眾，都是「群眾演員」。就連珍美與父母吃飯的一幕，都得因應現場官員需求，重複來過數此，從坐姿到對白無一得以自由發揮。
曼斯基與攝影團隊以兩張記憶卡拍攝所見，一張交由政府審查，另一張則藏匿起來，成為最終成片的主要素材。為了避免被北韓當局識破，他與團隊成員甚至發明了一系列暗語來溝通。
雖然同樣是真實前進北韓攝製的作品，但本片與丹麥導演麥茲布魯格（Mads Brugger）執導的《北韓金豪洨》（The Red Chapel ,2009）與澳洲導演安娜布諾斯基執導的（Anna Broinowski）《小金最高指導原則》（Aim High in Creation! ,2013）卻有明顯不同。差異在於，《太陽之下》未以戲謔的態度看待北韓，視角更為疏離，卻更富有同情意味。
曼斯基的童年與珍美一樣，出身共產黨統治下的蘇聯。蘇聯垮台之後，他致力於拍攝社會主義管制下的政權，先前也曾前往古巴拍攝紀錄片。也許正是因為如此，在曼斯基的導演之下，《太陽之下》呈現更多的是理解，而非西方一貫的譏諷。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配樂，則全然吐露了他對北韓人遭遇的悲憫。
2014年，曼斯基與北韓的協議破裂，北韓不願再讓他拍攝。曼氏遂使用既有的素材剪出了《太陽之下》，並在國際各個影展獲獎。接踵而至的，則是俄國政府批評他致使參與紀錄片拍攝的北韓人面臨生命危險，北韓政府同樣厲聲批判，更對曼斯基提出了「邀請」，希望能跟他重新討論電影剪輯。
曼斯基當然拒絕了。他說：「我又不是笨蛋！」
作為一部紀錄片，《太陽之下》顛覆了觀者以往對紀錄片的認知。片中記述了數不清的排練重演，就連珍美的父母工作也是重新安排的。唯一真實的，就是珍美的顫抖與哭泣。被要求：「想一些好的事情。」珍美稚氣卻也徬徨地說道：「我不知道什麼是好的事情。」
與其說本片紀錄對象是珍美一家，更可以說紀錄對象是背後掌握權力的北韓政府。有好多時候，你會誤以為自己進入到了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筆下的大洋國。
到底《太陽之下》是一部紀錄片，或偽紀錄片，抑或劇情片，通通不是重點。誠如謝爾蓋愛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所言：
「對於我來說一部電影使用什麼手段，它是一部表演出來的劇情片還是一部紀錄片，不重要。一部好電影要表現真理，而不是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