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獲兩次坎城金棕櫚殊榮的英國左翼名導肯洛區（Ken Loach）在一次訪談當中被要求給年輕影人一些建議。別於多數人會先從電影開始提，他卻說道：
「看書，接著了解這世界發生什麼事，然後參與政治、傾聽、辯論、與人會面、觀察他們的際遇、檢視他們的論點、提問，最後找到問題所在。」
「要記得研讀歷史，唯有知道我們怎麼來的，才知道我們在哪裡，這就是歷史。要有政治參與感，要對極右翼為什麼會出現有所認知。也要懂得判讀經濟的漲跌。」
直到最後一句話肯洛區才回到電影本身：
「於是看看別人拍的電影，然後說：『好吧，我喜歡他們在做的事，他們是怎麼辦到的？』我就是這樣來的。」
有別於許多導演是先信仰了電影，才思考自己要拍攝什麼樣的作品。對於肯洛區而言，電影卻終究只是一個傳達其政治理念的載體。好比坎城影展歡慶六十週年時，曾邀請各國名導拍攝短片，集結成《浮光掠影：每個人心中的電影院 To Each His Own Cinema》（2007）。其他人都在歌頌電影院的美好經驗，他在自己執導的部分卻得出了「反電影」的結論（或者至少是「反主流電影」的）。
在他的短片《快樂結局 Happy Ending》之中，一個藍領工人帶著兒子去戲院排隊買票，怎料商業院線上映的片子全是老調重彈之作，父子越看越沒勁。最後父親說，乾脆不看電影了，「去看足球賽吧！」
許多導演每拍一部作品就在苦惱下一部能有什麼新的招，但肯洛區不同，從他早期的代表作《鷹與男孩 Kes》（1969）到五十年後的《抱歉我們錯過你了 Sorry We Missed You》（2019），其實形式風格沒有太大落差，也皆旨在關心庶民疾苦，為了不讓觀眾看到明星而出戲（他形容這些明星身上有著「不現實的光澤」），他大多數作品也只找非職業演員出演。若說有什麼明顯的轉變，就是肯．洛區近年的作品越趨悲觀，也反映了他對當代社會的看法。
在坎城折桂的《我是布萊克 I, Daniel Blake》（2016）與《抱歉我們錯過你了》的背景都在英國紐卡索，故事都在描繪勞工的慘況，也涉及對官僚主義的批判、指控社會福利制度的失能。不過肯洛區的角度仍然是回歸到對人的觀察，他相信只有當我們去凝視這些人的處境的時候，才會感受到環境對他們所造成的戕害。
《抱歉我們錯過你了》的概念是對零工經濟（gig economy）的檢視。許多人以為成為自僱者，從此生活能更彈性，自己可以作為自己的老闆。殊不知你只是換了一個形式繼續為他人作嫁，而且實際上工作量增加更多、薪資更低，而且又無應有的勞工權益保障。對肯洛區而言，這儼然是資方發明的新剝削策略，而有數百萬英國人正深陷在類似的陷阱之中。
肯洛區深知電影不能解決問題，但他卻說：
「它能讓你帶著問題離開。它能讓你對生活有一種洞察力，既可以描述衝突，也鼓勵人們團結。這也是我的電影試圖做到的。」
從影將近六十年來的肯洛區，從來沒有一部作品在商業市場上獲得大好成績，即便被公認是當代最偉大的英語片導演之一，他也從沒有獲得過奧斯卡獎提名。這或許是因為他對政治議題的激進表態，使之在主流影壇往往被視為異類，尤其他公開對巴勒斯坦人的聲援，更被極右派斥為反猶主義者。不過他卻覺得既然心裡存有大是大非，何必惺惺作態？
甚至連影評人，他也不怕得罪。在2014年接受《衛報》專訪時，肯洛區發表了一番對影評人的嚴詞批評，他說：
「影評人大致上就是那些生活在昏暗的房間裡的人。他們沒有見到那些在拯救醫院或發展社區互助運動的人，也沒有見到那些在現實世界中參與政治鬥爭的人，也不會見到那些工會組織者。」
各位同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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