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烏戰爭爆發後，歐洲鄰近國家深感唇亡齒寒的道理，決定申請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以下簡稱北約），圖的是一旦成為美國盟友，俄國就不敢拿他們下手。其中就屬北歐國家最為積極，過去向來保持中立的瑞典與芬蘭都表態加入。然而，這顯然惹火了普丁（Vladimir Putin）為首的俄國政權，其採取的回擊方式先是從「大內宣」出發，全力對內抹黑瑞典形象。
一般俄國人之所以支持入侵烏克蘭，正是被親政府的媒體引導所致，許多人相信烏克蘭是一個由親納粹的右翼分子主導的國家，認為俄羅斯的出兵師出有名。其實普丁的主張倒也不是全屬虛構，烏克蘭國內確實存在反猶勢力，在東部擁有一定勢力的「亞速營」也被認為帶有明顯種族主義傾向。但是天下人都知道這終究只是一個出兵的藉口，烏克蘭近年選擇靠攏美國、表態加入北約，才是惹惱普丁的關鍵因素。
這些瑞典人挺過納粹？還是俄羅斯的大內宣？
根據目前英國《每日郵報》等媒體報導，俄國政府已經動起來，在大街上印上破壞瑞典形象的海報。近期俄國人可以在巴士站上看到一套文宣，上頭直指備受國際喜愛的瑞典作家阿思緹林格倫（Astrid Lindgren）、「宜家」（IKEA）創辦人英格瓦坎普拉（Ingvar Kamprad）、名導英格瑪柏格曼（Ingmar Bergman）與瑞典前國王古斯塔夫五世（King Gustaf V）皆是納粹分子。以大字寫著：
「我們反納粹，但他們不是。」
據俄國外交部回應，刊登這些宣傳的單位是一個名為「我們的勝利」的民間組織，試圖撇清關係。但既然能在公共交通設施看到這些海報，說明這背後當然存在政府當局的默許。建立對瑞典的敵意，恐怕真是俄國政府目前的「主旋律」。
前任瑞典首相卡爾畢爾德（Carl Bildt）聞之怒批，稱「完全不能接受這些宣傳。」並質疑俄羅斯可能也要對瑞典發動所謂的「去納粹化」行動，說道：
「我認為這將進一步鞏固瑞典對加入北約的決心。」
當然，既然這是一個對內宣傳，俄國當然不在乎此舉是不是會造成瑞典反感。但值得玩味的是，卡爾畢爾德卻沒有特別否認被點名的這些名人與納粹的關係，因為他知道刻意去撇清，只可能落人口實。畢竟上述名人的確與納粹有所連結，或許讓電影迷由衷驚訝的是，就連大導柏格曼也曾經是納粹的信徒。
政治歸政治，藝術歸藝術？創作者們的納粹醜聞
柏格曼以《野草莓》（Wild Strawberries, 1957）、《第七封印》（The Seventh Seal, 1957）、《處女之泉》（The Virgin Spring, 1960）、《假面》（Persona, 1966）、《秋光奏鳴曲》（Autumn Sonata, 1978）、《芬妮和亞歷山大》（Fanny and Alexander, 1982）等作聞名，三度奪得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殊榮。直至如今，其作品依然有深遠影響力，有著殿堂地位。
在生涯晚期，柏格曼誠懇地道出自己的過往經歷——坦承自己曾奉希特勒（Adolf Hitler）為偶像。在歐美，再誠實的人都會選擇性地隱藏自己與納粹的關係，這是過去七十年來從未動搖過政治正確準則，柏格曼的自白實在有其危險性。
著有文學巨作《錫鼓》（The Tin Drum, 1959）等作的德國作家鈞特葛拉斯（Günter Grass），在獲頒諾貝爾文學獎的七年後坦承自己曾在17歲時加入納粹武裝親衛隊。雖然他強調自己加入的是補給部隊，從未實際犯下戰爭罪行，但這已經足以讓他成為眾矢之的。畢竟葛拉斯的著作闡述了納粹暴行對人性的戕害，讀者卻不知他自己就是當事人之一，並不是每個人都願意予以諒解。
但有更多人選擇隱而不談自己與納粹的關係。在柏林影展主席阿爾弗雷德鮑爾（Alfred Bauer）過世34年之後，柏林影展才發現原來他曾在納粹時期出任要津，以鐵腕手段控制演藝人員。德國人之所以如此後知後覺，也是因為鮑爾在戰後努力為自己漂白，幾乎抹除了大多他在納粹當政時的紀錄。
由此可見，柏格曼甘冒晚節不保的風險，提出自己曾經對納粹的嚮往，並不是件尋常的決定。
「中立」的瑞典？柏格曼曾挺納粹的可能因素
1999年，柏格曼導演生涯已屆尾聲。他向瑞典作家瑪莉亞–皮亞波伊休斯（Maria-Pia Boethius）首次承認自己在1936年，也就是18歲那年造訪德國，曾接受一個納粹家庭的接待，並親眼參加過希特勒的演講集會。他形容當時對希特勒產生好感，指出他有著「難以置信的魅力，足以讓人群亢奮」。並說道：
「多年來，我一直站在希特勒這一邊，為他的成功感到欣喜，為他的失敗感到悲憤。」
當時的他，認為納粹黨代表的是一種年輕的希望，反而認為共產黨才是歐洲的最大的威脅。為了表明自己對納粹的效忠，柏格曼承認自己曾與手足與好友襲擊過猶太人的居所，並且在牆上塗抹上象徵納粹政權的「卐」字記號。他也承認自己是在戰爭結束之後一段時間，得知集中營裡的屠殺真相之後，才認清自己的信仰是錯誤的。
「當一切真相大白時，那對我而言無疑是一個可怕的衝擊。以一種最激烈的方式，我忽然失去了自己的純真。」柏格曼表示。
柏格曼會篤信納粹或許也受到他的家庭影響，他的父親是一名極端右翼分子，而他祖上也有德國血統。他的哥哥更加入了與納粹有密切合作的青年組織瑞典國家聯盟。不過他們的政治信念在當時的瑞典倒也未必是異數，因為與大多歐洲國家不同，瑞典為免戰火肆虐，選擇奉行中立政策。
中立聽來好聽，但其實瑞典也是透過不斷向軸心國讓步才得以維持承平。戰爭期間，瑞典提供了納粹德國過境運輸軍火，也始終維持鐵礦石的供應。而這些決策也獲得時任國王古斯塔夫五世的支持，據稱為希特勒支持者的他，曾在納粹入侵蘇聯時提筆寫信道賀。是一直到1943年，納粹露出頹勢，瑞典才見風轉舵，停止對軸心國的支援。
維持中立國姿態的瑞典，並沒有遭到德國進犯，甚至與納粹黨維持緊密合作，因此柏格曼對希特勒的正面肯定也是其來有自。不過即便對集中營的暴行感到憤慨，卻倒也未必他的政治立場就有了急遽的轉變。
曾以《鴿子在樹枝上沉思》（A Pigeon Sat on a Branch Reflecting on Existence, 2014）榮獲威尼斯金獅獎的瑞典名導洛伊安德森（Roy Andersson）就曾在2015年的訪談中指控當年在瑞典電影學院執教的柏格曼，在私下依然保有法西斯價值觀，曾多次反對學生創作反越戰等左派題材之作，安德森明白地說「柏格曼不是一個好人」。他表示柏格曼曾多次要脅他不得創作左派電影，揚言動用權力達成目的，更表明要毀掉他的職業生涯。
一個不再「獨善其身」的年代
無論如何，晚年的柏格曼不避諱談論納粹對自己的影響，並真心表示悔意，在當時並未引起太多爭議與風波。很大原因也在於柏格曼並未以軍人身分直接參與屠殺暴行，也不像鈞特葛拉斯一般運用戰爭際遇為故事題材。柏格曼的作品始終被認為是非政治性的。
換個角度來看，柏格曼或該慶幸自己早一步告別人世。因為近年歐美近年左派當道，對影人過往的過錯皆以最高道德標準檢視，柏格曼如果活到現在，恐怕難逃各界指謫。更不用說他在自傳草稿中承認自己強暴女友卡琳蘭比（Karin Lannby）之事，擺在現在的輿論風氣，他可能也會如同羅曼波蘭斯基（Roman Polanski）般遭到唾棄。
誠然俄國在這時拿柏格曼等名人作為箭靶，確實令人感到莫名其妙，但其指控卻也不是無憑無據。不過畢竟目前的俄國無疑站在道德低點，其論述自然不會有多少人留意。但要是如果此一「翻案」是從英國人或美國人發起，其效果恐怕會是完全不同。
但是這種翻案到最後不外乎就是你死我亡、兩敗俱傷，畢竟在那個是非混沌的非常時期，有多少人敢說自己純然清白？不過這題恐怕對瑞典人而言，又是格外難解，因為作為左右逢源的中立國，瑞典確實曾經成了納粹政權的幫兇。雖然中立意味著「不選邊站」，卻也意味著道德上的模糊性。
或許可說如果當時瑞典不以中立國自居，勇於抗衡希特勒，柏格曼未必不會更早看盡納粹的真面貌。如今瑞典打算放棄中立原則，加入北約，正是說明了瑞典人不想孤軍面對俄國威脅，也同時表明他們不願再次重蹈覆轍，讓自己在歷史上又一次成為暴政的助力。
選擇中立，獨善其身，過去意味著愛好和平，未來恐怕不再是如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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