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電影《大災難家》（The Disaster Artist ,2017）之中，身兼多職的美國電影人湯米維索（Tommy Wiseau）的古怪、孤僻、偏執、自命不凡、善妒等等性情被詳實呈現，作為一個電影導演、演員，他顯然毫無才華可言。然而，在該片導演、男主角詹姆斯法蘭柯（James Franco）的善意改編之下，一場災難性的悲劇人物成了茶餘飯後的親切笑料，甚至帶有點奇妙的勵志性。
反觀，就在同一年度，法國導演米歇爾哈札納維西斯（Michel Hazanavicius）同樣執導了一部關於電影工作者的傳記電影，名為《情陷高達》（Redoubtable ,2017），所聚焦的「大師」，個性幾乎與維索完全相符，但此人所獲得的影史地位之高，沒有戲謔成分──他是尚-盧高達（Jean-Luc Godard）。
凡是對電影史略知一二的人，不會沒聽過高達這個名號。同期戰友楚浮（François Truffaut）便曾推崇道：
「電影史可分為高達之前的電影，和高達之後的電影。」
楚浮（François Truffaut）
在法國新浪潮席捲之時，影評人出身的高達扛起攝影機拍出了《斷了氣》（Breathless ,1960），他在片中運用了跳接等在過往被認為違反電影規則的手法，在敘事形式上更是大膽脫俗，從而被認為解放了電影。往後作品如《輕蔑》（Contempt ,1963）一樣力求實驗，也獲得觀眾與影評人的雙重肯定。
一時間成為法國影壇的寵兒，高達卻在短短幾年之內顛覆了自己原先關注的戲劇題材，而更著重在政治思想。在1967年，他拍攝了《中國姑娘（暫譯）》（La Chinoise），這是一部關於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與修正主義等多個共產主義的路線辯證之作。他放肆地嘗試去戲劇性，安排數名演員在片中朗誦共產主義，思辨革命的可能性。而這只是他走向更極端的論文電影之前。
高達原先期盼能帶著該片能前往中國巡迴放映，卻事與願違，中國駐法大使無法理解他的美學與政治思想。在《情陷高達》當中，也描述了該片在亞維儂影展首映的慘況，觀眾不是離席就是在打盹。
事實上，《中國姑娘》反映了高達在當年對毛思想的崇敬，事過境遷，以當下角度來看，該片所闡述的理念無疑令人不堪回首，不過其過於激進的政治宣誓，即便在文革慘況未被揭露的時年歐陸，也不被一般觀眾接納。
與此同時，高達與他在《中國姑娘》中的女主角安妮維亞澤姆斯基（Anne Wiazemsky）正處於熱戀，兩人於1967年結婚。她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弗朗索瓦莫里亞克（François Mauriac）的外孫女，出身名門。如同劇中所述，安妮對高達的愛是出自於崇敬（如同本片之英文片名所示），或許還帶有點虛榮。而本片便是基於她的自傳《Un An Après》改編而成。
誠如前頭提及的湯米維索，高達在安妮的眼中，幾乎沒有一點神性可言，與其說是電影宗師，更像是個幼稚、好鬥、好吊書袋的青少年，在此情況之下，導演米歇爾哈札納維西斯選擇將電影以喜劇基調呈現之，甚至大肆引用了高達常見的電影技法。但相比劇中的維索使人失笑，劇中的高達更多時刻使人啞然。
高達的頑劣性格在安妮眼中一開始還屬於一種特立獨行，可以勉強欣賞。但久而久之，她發覺高達竟與尚未社會化的青少年男孩有著高度的相似。高達不僅任意詆毀與其想法不同者，也包括隨性地羞辱無辜老人以及對自己表示崇敬的學生。聲稱自己為無產階級者、北美印地安人發聲，但卻與之實情一竅不通。
直到高達在最後那最俗不可耐的決定，終於讓安妮下定決心。直到片末，高達仍在放膽執行他的創作實驗，但如同安妮對的觀察，高達其實從未想清楚自己在做什麼。然而，或許我們也可以解讀成，是安妮從來不清楚高達的價值體系，她才是真正的無知者。但除卻對電影、社會的觀察，純粹地思索一段婚姻的關係，高達無疑是最糟糕的丈夫。
這也難怪，在坎城影展首映後，本片遭受媒體、影評人惡評以對。同理，在台灣拍攝一部嘲弄楊德昌的電影，成績再斐然，估計也難逃各界一番嚴詞批判。平心而論，就前妻的角度來為一個人的人生作定論，自然有失公允。不過筆者仍不得不佩服哈札納維西斯的膽識（他出生之時，正好是1967年），如此勇於犯上、絲毫不懂得敬老尊賢的精神，不也是新浪潮要素？
在劇中，高達在五月風暴期間來到大學學府，在面對學生惡言攻擊之後，他不願或是不敢抵抗，黯然離場。安妮問他，為何不回應學生的冒犯，他卻回道：
「我無法反駁，因為學生說的話是發自內心。」
不曉得他看了這部《情陷高達》，是否會一樣悻悻然地無言以對？
十幾年前，當高達被記者問到《斷了氣》等等片的成就時，他也只是平靜地說道：「那都過去了。」不過此語並不意味著高達就不再惹人厭，再看看安妮華達（Agnès Varda）與JR聯合執導的紀錄片《最酷的旅伴》（Faces Places ,2017）便得以「豁然開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