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繁華世紀：第一女記者法拉奇》（L’Oriana ,2015）的前三分之一實在一度讓我感到不耐。本片起先主要講述傳奇記者奧里亞娜法拉奇（Oriana Fallaci）的發跡史，她為了嚮往的理想，竟直闖西貢，對越戰進行第一手採訪。可惜此一大段故事皆能以乏善可陳概括之，無一處值得劃線註記。
甚至一度，我的思緒跳出了銀幕中上演的劇情，推索起片商究竟是基於什麼原因來引進此片。論國人熟知的卡司，沒有；論得獎記錄，沒有；論題材，也沒特別賣相，國內認識法拉奇此人者也是少之又少。後來在IMDB一查，也才曉得原來這是一部義大利的電視電影，我國是繼義大利和法國之後第三個上演本片的國家。到底，這部片有何魅力給片商看到了？竟願引進並安排院線映演？
到了故事終於離開越南，擺脫了一堆莫名熟稔義語的越南人與美國人之後，總算有了個顯著的轉機。
法拉奇來到了希臘採訪詩人亞歷山大帕納古利斯（Alekos Panagoulis），此人先前因行刺軍政府領袖被政府囚禁了五年之久，總算獲釋。法拉奇待他一出牢，便約了訪，這麼一聊，兩人也勾動出了愛苗。此後交往了一陣時日，法拉奇也直言指出了他對情人的看法，說他不是個政治家，只是個詩人。終於，這部電影出現了一個「焦點」，這位帕納古利斯先生的故事，「恐怕」還比法拉奇女士更值一書。
接著，希臘軍政府垮台，深陷惡牢被刑求多年的帕納古利斯當仁不讓的出馬角逐國會議員。本片最撼動人的一場戲即在這之後，帕納古利斯在法庭上對前朝官員提出告訴，並大聲訓斥法官，堪稱擲地有聲的政治宣言。對照也是近期要上映的西班牙電影《神秘沼澤》（Marshland ,2014），兩片不約而同所指涉到的都是轉型正義。
誰能預先料到，《繁華世紀：第一女記者法拉奇》的情節發展，竟有遙指台灣解嚴前後政局的趣味。更有意思的，這位被刑求多年，生性有點風流，熱衷黨外運動，滿腔理想主義的鬍子男──帕納古利斯，不就是希臘版的施明德先生嗎？仔細胡思亂想下去，這部電影還真可以拿來與台灣進行不少相互對照。
反而，本片對法拉奇女士的描寫就失敗許多。例如，她在巴基斯坦直闖女人堆，劈頭訪問起蒙面的待嫁女子，而她們竟也毫不忌諱的以流利的義大利語應答。先不談語言的問題，中東國家普遍女權低落，胡亂對記者發表主見絕不可能（更別說是法拉奇在做新聞的年代）。如編導願意多琢磨一些，讓我們見著法拉奇即便在如此艱困的情境下，還能訪出自己要的東西，那不也更能顯示出她作為大記者的能耐？
本片與《正義辯護人》（The Attorney ,2014）完全是同樣的問題，即看完之後都很難接受這個人竟會是一個了不起的記者／律師。《正義辯護人》把男主角宋佑碩塑造成一個意氣用事，會跟法官對著幹的角色。我們若平心靜氣觀之，大概都很難想像一個律師以如此煽情的辯護手法會有可能奏效（實際上效果也確實不彰）。
這部《繁華世紀：第一女記者法拉奇》的狀況亦然，這部電影實在說服了我主人翁是一位傳奇的女記者，但要告訴我她是「第一」女記者，可是一點不能使我信服。編劇起初提供了線索，說明法拉奇曾在好萊塢打滾過，也許她訪問的直白毒辣就是從那練起的。但像是直接當著何梅尼（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的面掀面紗等等瘋狂的行徑，其實並不能讓她成為一個第一女記者。莫非她的高明獨到之處，就只有當面對受訪人嗆聲而已？一部傳記電影的拍攝本來就是對一個人的斷章取義，但「斷章」若不得當，取出來的「義」，恐怕也偏失了，當初向人致敬的美意，也給了人扭曲的解讀空間。
後續回家讀了一些法拉奇的資料與事跡，終究也明白此人確是行事狂狷。但她人生所追求的價值與理想，並沒有在電影中被深層的探究，她對女權的意見，在劇中只淪為一種口號式的喊話。編劇家對此人的剖析，僅觸及表層，殊為可惜。若能多著墨一些法拉奇早期在好萊塢的訪問歷程，或許接著下來，能讓故事的脈絡和角色的發展更加順當。使用這種生平簡介式的方式讓故事走，總是有點太過於理所當然。從不知道她憑什麼可以一直訪問各國政要，也不知道她訪問了一個什麼所以然來，然後突然又透過他者之口強調起她的偉大，故事就要收尾了，實在有些令人錯愕。
即便本片對法拉奇女士的介紹不甚完美。但關於希臘革命詩人帕納古利斯的一些篇章，確有可看之處。此角一出場便將法拉奇的氣焰吃去大半，整段故事完全可能抽出來發展成獨立長片，挺有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