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左為烏雷，圖右為瑪莉娜阿布拉莫維奇。作品為《AAA,AAA》(1978)）
1988年，烏雷（Ulay）從嘉峪關出發，瑪莉娜（Marina Abramović）從山海關出發，兩人行走超過2500公里之長，費時三個月，在中途相見之後相擁道別，並宣告斬斷情緣。
這個堪稱史詩的行為藝術，在《凝視瑪莉娜2 Homecoming》（2020）裡經過瑪莉娜本人的一段吐槽之後，似乎更有意思了。
在2010年之前，瑪莉娜阿布拉莫維奇已是藝術界家喻戶曉的傳奇人物。在2010年，紐約MoMA（紐約現代美術館）為她舉辦為期兩個月的回顧展，其作品《藝術家在場 The Artist Is Present》邀請觀眾與之對視，吸引破紀錄的85萬人次入場。在那一刻，她的名聲幾乎超越了藝術圈的框架，成了我們這個時代的畢卡索（Pablo Picasso）。
當然，這裡所稱的畢卡索不是專指這位畫家本身，更像是一個形容詞──地位有如超級巨星般的藝術家。一部向她致敬的紀錄片《凝視瑪莉娜 Marina Abramovic: The Artist Is Present》（2012）在兩年後問世，進一步讓更多人認識她的創作理念，也包括對她過去經典作品的回顧，以及她與創作夥伴、前男友烏雷（Ulay）的傳奇重遇。
本週在台上映的《凝視瑪莉娜2 Homecoming》（2020）其實不是《凝視瑪莉娜》的續集，兩部片的英文片名不同，導演與出品國都不同。片商會稱為第二集，有其宣傳考量。不過坦白說，就精神上，兩部片卻有如孿生姐妹，是對瑪莉娜阿布拉莫維奇生平的延續討論，也將視角拉回了她的出身。
波斯詩人哈菲茲（Hafez）曾說：
「只有將我們囚禁的東西，才能讓我們自由。」
伊朗導演阿巴斯（Abbas Kiarostami）曾引述這段話，以表達自己若非生長在創作自由遭遇阻撓的伊朗，自己未必會去認識自由的真諦。
這句話對瑪莉娜或也成立。這位偉大行為藝術家可不是在紐約或巴黎長大，而是從狄托（Josip Broz Tito）執政之下的南斯拉夫首府貝爾格勒開始認識這個世界。在當年共產黨專政的時代當下，南斯拉夫國民所面臨的自由箝制其實不同早期蘇聯、中國般嚴格，因為當時狄托主張左右逢源，在美、蘇兩大強權之間都找到生存空間。
在南斯拉夫的特殊國情之下，瑪莉娜雖然沒有得到全然的創作自由，但卻也有一定空間探索自己對藝術的追尋。但可以想見的是，在那個只是裸體就被謂之激進的年代，其父母隊絕不待見她的叛逆。她與雙親的回憶、對創作概念的影響，以及身處在只容許一種聲音的國家的生命體驗，是本片有意探索的方向之一。
不過本片導演鮑利斯米利科維奇（Boris Miljković）的企圖心或許不在於揭露，而是順著瑪莉娜的既有形象完成這部作品，觀者未必能從中得到太多驚喜。反而唯一讓我震驚的是在影片尾聲時，瑪莉娜突然出聲點破了代表作《情人：橫越萬里長城 The Lovers: Great Wall Walk》的「不純粹」，不過她說這是當時與她情緣已斷的烏雷所造成，口吻帶有指責與怨懟。
或有人會說這是一種對舊情人的報復，但無論這段話是無意說出，還是有意攻擊，都可以感受到瑪莉娜充滿人味的一面。
紀錄片裡面完全沒提到一段事實是，在《凝視瑪莉娜》當中兩人上演傳奇和解之後五年，烏雷將瑪莉娜告上法院，怨她成為藝術明星之後獨吞了他大多數的版權收益，指出「這些作品現在都出現在教科書中，並且寫進了藝術史，但她（瑪莉娜）卻故意歪曲事實，把我的名字給遺漏了」。烏雷最終取得勝訴。
在創作上有如共同體的兩人，在分手之後走向不同道路，一度和解，卻又鬧上法院。這令外人不免感嘆，藝術家在外人眼來往往有如騰雲駕霧、對世俗浮雲不屑一顧貌，但哪怕是瑪莉娜與烏雷這般俠侶，最後也得俗氣地上法院來解決問題。自認反正已經被「忽略」的烏雷顯然毫不在意，他把一切尷尬都丟給了瑪莉娜。
不過，瑪莉娜也許在法院上討不到便宜，卻仍然可以在藝術領域上斬烏雷威風，彰顯自己清高，畢竟她也的確掌握更高話語權。至於烏雷本人就連回應也沒有機會，他在本片在2020年十月問世之前便已經辭世。
不過別誤會了，以上評論不代表我個人對瑪莉娜有任何不滿。話說回來，如果一個藝術家真有不被愛恨情仇、貪嗔癡影響的超凡胸襟與包容力，哪可能創造出什麼震撼人心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