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回頭看，今年6月中旬，金雞獎宣布頒獎典禮日期確定訂在11月23日，與金馬獎撞期，這似乎已是為中資電影抵制金馬獎埋下了伏筆。李行導演當時勃然大怒，說金雞獎「不自量力」，建議對方改期。但到了8月，抵制浪潮越演越烈，報名金馬獎的中資電影在政治壓力下紛紛表態自己不報名金馬獎或者宣布退出複選競逐。紀錄片《少林問道》的導演朱昱原先堅持參賽到底，也在月中以「個人安全陷入險境」為由退賽。
9月底，連香港名導杜琪峯也辭去評審團主席一職，外界解讀此舉是為了力保新作《我的拳王男友》11月在中國的上映檔期。中國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對此回應道「民進黨當局和『台獨』勢力難辭其咎」。大概是從這個時候開始，關注金馬獎的影迷已經開始感到麻痺，接受了現實。
10月1日，金馬獎公布入圍名單，中國電影確定全數掛零，中國籍影人唯聲音指導李丹楓入圍。這是自1996年開放中國電影參賽後，中國片首次在金馬獎缺席。但筆者卻仍大膽猜想，或許並不是沒有中國電影挺進到最後討論，評審不予提名乍看是不肯定，其實不啻是一種保護。香港電影部分，也只有劇情長片《金都》、《叔．叔》，劇情短片《紅棗薏米花生》、《老人與狗》與紀錄片《戲棚》五部作品入圍。全是無中資背景的香港獨立電影。其中在《金都》更觸及中國人與香港人假結婚以取得居留證明這樣的故事內容，擺明不可能為中共當局所接受。
然而，香港籍入圍者也不如往年高調慶祝，反應異常冷淡。去年以《翠絲》榮獲金馬獎最佳男配角的袁富華，今年以《叔．叔》再上一層樓，入圍最佳男主角，但當被問到是否要出席金馬盛會，他卻回應道：「應該沒有時間。」以《金都》入圍最佳男主角的朱栢康也語帶保留，稱自己「工作優先，有時間才出席」。有份角逐金馬獎最佳原創歌曲獎的港星鄧麗欣也推辭出席金馬獎。
以金馬獎過去在兩岸三地所建立的聲譽與名望，入圍者多半盡力配合出席，即便最後仍無法出席，也不可能在得知入圍的第一時間就表明自己「應該沒空」。在過去，我們可能認為這是影人對金馬獎的不尊重，但在今年，我們都知道這些入圍者有苦難言。誰會想到，政治局勢會逼得影人必須在榮譽與前途之間做出選擇，實在太弔詭。
話說，回到金馬獎入圍記者會當日，當被問到傳言有報名的中國獨立電影《再見，南屏晚鐘》時，金馬執委會執行長聞天祥回應道「我們就入圍的影片去討論，不是不能談它，是談了對影片其實並沒有好處。」許多人就此解讀，稱金馬獎對中國抵制冷處理，但其實金馬獎也有完整的因應之道。例如，有別於往年金馬獎在入圍記者會當日公布評審名單的慣例，今年卻只透露評審團主席是導演王童，而後則公布了永瀨正敏，但其餘舉凡初選、複選與其他決選評審名單一概不公布。
另一個秘而不宣的，則是金馬電影學院的學員名單，去年在9月初便已公布學員名單。此外，金馬獎也宣布今年不設立典禮主持人一職。金馬獎當然清楚評審名單與主持人人選能夠帶來的媒體效應，今年的反常處理，顯然是無可奈何。假定金馬獎先公布了名單，中方極可能會採用各種方式向個別評審或主持人施壓，最後帶來骨牌請辭潮，勢必對金馬獎造成更大傷害。我們也可以猜測今年的評審與電影學院學員或許也都有中國籍人士，不公布當然也有基本的保護效果，讓他們至少能先心無旁騖專心評選或拍片。
然而，如果我們將整個過程視為一場鬥法，金馬獎選擇不正面迎擊的戰略，其實並非怯戰，而是符合《孫子兵法》中所言：「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即唯有創造出了不能被擊敗的條件，才有逆轉形勢之可能。沒想到，近日中方決定向贊助商下手，直接從財源下手，等同於讓危機升級。義大利品牌名車瑪莎拉蒂日前高調宣布切割金馬，在官方微博上發表聲明，強調「尊重中國的領土完整」並「維護一個中國原則」（後續則有英國時裝AllSaints退出）。
在同一週，有中國電影最高榮譽之稱的金雞獎公布入圍名單，由於是以兩個年度的電影作品來評選，名單確實不乏《後來的我們》和《我不是藥神》這類舊片，也有《古田軍號》這類主旋律保障名額作品。但原先被視為今年金馬獎熱門競逐作品的《地久天長》、《流浪地球》、《第一次的離別》也都在名單之中，確實勉強能與金馬獎一別苗頭。台灣影人則有三人入圍金雞獎，包括以《後來的我們》榮獲最佳新導演、編劇獎雙料入圍的劉若英、《後來的我們》編劇何昕明以及以《小狗奶瓶》入圍剪輯獎的台灣資深剪輯師廖慶松，「所幸」沒有任何人同時入圍金馬和金雞。
上述三位影人是否會出席金雞獎，相信屆時也會獲得媒體關注。眼見兩岸情勢如此緊繃，一路延燒到電影殿堂，最後受害的無非是電影人與電影愛好者。位置最尷尬的，則莫過於金馬獎本身。未來一個月，局勢瞬息萬變，如何化解對岸施壓，繼續維繫自身超然地位，同時力保金馬奬／台灣電影工作者的尊嚴，成了金馬獎最艱鉅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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