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日因為談《世紀血案》改編倫理問題，出現一名劉姓網友提問，他的提問內容是：「我們今天不要雙標。如果，有電影公司要拍攝『蔣介石戒慾日記』，然後隨便找個光頭老人，來扮演蔣介石，對話台詞完全隨導演、編劇們自己亂想，蔣的後代、家屬也完全不知情，你真的覺得這樣很OK？」
我的答案是：我覺得OK。
首先，我認為如果今天對象是一般人，我不覺得OK，但如果是蔣介石，那當然是可以。原因是蔣介石不僅是已故的公眾人物，同時也是一名政治領袖，甚至在很多人眼中他是殺人如麻的獨裁者，他的形象本來就得接受社會大眾公評，惡搞他不成問題。而且這樣的作法其實早在歐美影壇就玩過很多次了。
近年最有名的案例就是俄國名導蘇古諾夫（Alexander Sokurov）執導的《童話在中陰 Fairytale》（2022）。這部電影描寫的是幾名正在等候天神發落的政治領袖齊聚在煉獄，包括希特勒（Adolf Hitler）、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史達林（Joseph Stalin）和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
不過這部電影的爭議之處在於，蘇古諾夫並非找演員來詮釋這些人，而是將他們過往的紀錄片真實形象挖出來拼貼在電影當中，再創造出一個模糊、夢魘般的影像質感。這個做法無疑挑戰了電影的製作倫理，因為對白當然導演虛構的，不過人物形象卻是真實的，其實概念上有點像是現在常見的AI影片，差異在於蘇古諾夫的本意並非想做一個喜劇。
我還記得我當時看到介紹時，以為自己會看到一部類似《全民大悶鍋》的作品，結果卻發現走向跟我想像完全不同，這其實是一部極為嚴肅且沉重的諷刺劇。只見這些人在煉獄門口不斷徘徊、抱怨、爭吵，蘇古諾夫顯然不是想逗笑觀眾，而是想展示這些曾經掌握生殺大權的人，在面對審判的荒誕與渺小。
片中還有一個有趣的設計，曾出現多個希特勒、多個史達林同時在畫面中爭吵，這像是在象徵著他們的罪孽、功績與自我意識已經碎裂成無數片段。換言之，表面上是惡搞沒有錯，但蘇古諾夫的概念其實很高級，他想表達的是權力本身就是一種詛咒，而掌握過權力的人，靈魂往往已經支離破碎，很難找到通往天堂的路。
當《童話在中陰》上映時，基本上無人認為這部片冒犯了這些領導人，或詢問導演有沒有得到他們的家屬同意。因為這些人都是萬人之上的領袖，就算是二戰戰勝國的代表史達林與邱吉爾也有是非功過，自然得受公評。唯一反對這部電影的是俄羅斯文化部，顯然是俄國政府無法接受希特勒與史達林死後竟會去同一個地方。
不過之所以該片入選各國影展皆未遇到阻力，也是因為這本身就是一個藝術表達，而且西方社會本來就對諷刺政治人物有很大的寬容，就連宗教領袖也不是問題，所以當《查理週刊》被槍擊事件發生時，大多數人都是第一時間表達力挺。
先說我並不認為蔣介石與希特勒可以類比，但我在此要舉希特勒的例子。
2015年的德國電影《吸特樂回來了 Look Who’s Back》描寫得是希特勒從1945年的德國穿越時空來到2014年，編導很犀利地藉由他的出現，點出當代社會面臨的移民或經濟問題與1930年代相似，並暗示希特勒的存在並非歷史的偶然，如果像他同樣特質的人如果出來掌權，還是能輕易得到大家的認同。
這也讓我不禁想，如果1975年的蔣介石穿越到2026年，大概也會是非常有趣的題材。這完全可以發展成一個很高級的政治諷刺劇。
事實上，大多發展成熟的民主國家，都會拿他們過往的政治領袖來「開刀」。被暗殺的韓國總統朴正熙就曾多次成為電影要角，其中最具爭議的一次是描寫他遇刺當晚的電影《總統致命一擊 President’s Last Bang》（2005），這部電影描寫了朴正熙沉迷酒色的形象，所以他的兒子朴志晚憤而提告，因為根據韓國法律，死者的名譽保護會延伸到遺族。
起初法院判定片方必須刪去片初和片末的四分鐘紀錄片影像（包括朴正熙的真實葬禮片段），因為法官認為這些紀錄片影像會使得觀眾相信電影也是根據事實。韓國電影界聞之怒不可遏，立刻出來聲援創作自由，導演林常樹雖然服從了這個裁決，但故意放了同樣四分鐘的空白影像，刻意維持完全相同的片長以示抗議。
後來二審逆轉，高等法院判定電影可以上映完整版。當時林常樹就對媒體說：
「從精神上，朴正熙對我們（韓國人）仍有影響。我的目的是希望讓他的影響消退，為他舉行一個真正意義的葬禮。」
這句話我始終覺得很有意思。
類似的案例還有很多，有時連在世的領袖也會成為創作／惡搞題材，保羅索倫提諾（Paolo Sorrentino）就透過《上流世界 Loro》（2018）把義大利前總理貝魯斯柯尼（Silvio Berlusconi）拍成可悲的怪老頭；《喬治布希之叱吒風雲 W》（2008）中的小布希（George W. Bush）則被描寫成智商不高、只想贏得父親認可的莽撞領袖。
如此一來，若有人要拍《蔣介石戒慾日記》，當事人還早就過世了，我當然覺得沒有問題，而且還有日記所本，代表故事還不是全然虛構，就算蔣家抗議，我也認為導演有表現的自由。就算上了法院，應該也不至於做出對創作者不利的判決。
不過也許真正的問題也許不是在於他們的家屬是否同意，而是如果這個故事沒有創造性地的表達，或者沒有一些古今對話的企圖，單單只是拍蔣介石戒慾，恐怕會淪為一部很單薄的惡搞片，可能會被認為太過低俗而無人想看。如果要拍，不如就真正拍一部論斷蔣介石的電影還比較好一些，而且我甚至不認為只能把蔣介石刻畫成惡人。
這又讓我再想到一個案例，抱歉，又是跟希特勒有關。
當年《帝國毀滅 Downfall》（2004）上映時，整個德國也陷入輿論分化，因為這部片講述的是希特勒生前被包圍的那段時日，希特勒直接就是電影的主角，這在當時的德國影壇，仍是一個有點禁忌的事情。而片中最令人爭議的一點，在於編導刻畫了希特勒人性的一面，對軍人下屬飆罵之餘（後來變成網路迷因），他其實對女秘書很慈祥，寬恕了她打字技術不好，對愛犬也很友善。
結果這部片大大惹火了德國名導溫德斯（Wim Wenders），儘管他與飾演希特勒的布魯諾岡茨（Bruno Ganz）私交甚篤，但他仍不假辭色地在《時代週報》發表了一篇激動的批評。他認為這部電影因為呈現了希特勒人性化的一面，反而淡化了他的邪惡，還無意間對加害者表達同情與認同。
不過《帝國毀滅》的編劇伯納德艾辛格（Bernd Eichinger）顯然對溫德斯的開砲不以為然，他後來在受訪時承認外界批評他把希特勒描寫得太過人性的說法有其道理，但他也說：
「正因如此才更令人恐懼：我們必須承認，希特勒的罪行是由我們的『同類』所犯下的。」
「如果他是一個怪物而非人類，那反而會減輕其他人的罪惡感，也就是那數百萬追隨者的罪責。怪物無所不能，但大家都知道，單憑他一個人是絕對無法獨自完成這一切的。」
從《帝國毀滅》與《吸特樂回來了》的案例，可知德國人直面歷史的態度，早已進展到另一個我們看不到車尾燈的境界，那我們台灣有一天也能做到嗎？
如果今天已有不明資金來源的陣營開始拍電影搶奪特定歷史的詮釋權，我們的創作者該如何應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