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欄位〕人本教育札記339期
〔欄位〕特寫
〔作者〕翁煌德
〔攝影〕陳可樺「華語紀錄片的幕後推手」
◎ 翁煌德
前言
近期因為工作飛去西寧一趟，遇到了獨立紀錄片導演王久良，他的作品《塑料王國》（2017）因為揭露了外國大量進口的塑料廢品對中國環境的危害，而在對岸被列為敏感詞，電影不得被報導，相關訊息全部下架。但這完全阻止不了海外影展與媒體對本片的齊聲推崇。
當被問到《塑料王國》既然遇到如此多阻礙，又何來資源讓它得以完成。王導演立刻提及了CNEX這個名號，他答道：
「CNEX太出名了，如果在中國做紀錄片，就是會繞回來找CNEX。」
不止本片，實際上，近年有太多傑出的作品皆是由CNEX孕育而生，包括張經緯的《音樂人生》（2009）和周浩的《大同》（2015），且兩片同樣榮膺金馬獎最佳紀錄片殊榮。
究竟CNEX何以會站穩目前華語紀錄片圈的重要地位，而其主題影展又是以什麼樣的面貌與觀眾見面？一般觀眾對CNEX的了解多來自影展，礙於篇幅，本文或許無法細究這個組織的運作與架構，但是要談CNEX影展，還是得先從組織本身談起。
本期很榮幸邀請到影展總監蘇淑冠，來為我們揭開CNEX的面紗。身為一個如此年輕的策展團隊領袖，蘇總監一再展現了她對電影的由衷熱愛，以及她對社會現況的密切關注，恰與CNEX的精神不謀而合。
一年十步，十年百部
「我想就從二○○六年，兩岸三地熱愛紀錄片的人，一起發想出要創造CNEX這樣的構想來開始談好了。」
蘇總監娓娓道來組織的緣起：
「當時三位創辦人就是蔣顯斌先生、陳玲珍女士和張釗維先生，他們有感兩岸三地的華人導演，可能是因為資金匱乏、或者沒有好的交流空間，都把好的作品都收起來，或者面臨沒有辦法拍攝完成的困境。所以他們鼓勵導演把這些作品提出來，並創造了CNEX這樣的非營利民間主機構。」
講起來或許容易，實際執行其實難如登天。回顧台灣紀錄片發展史，早期以黨外團體「綠色小組」的社運紀錄片為主，直到一九九八年陳俊志執導的《美麗少年》出現，才真正讓大眾理解紀錄片也可能登上戲院，且有票房可能。像是近年出現的《看見台灣》（2013）這類賣座紀錄片，是無數無名紀錄片工作者的耕耘與積累，終而形成的能量爆發。
當然，我們不能做出「擁有出色票房成績的紀錄片才是好紀錄片」這般定論，但是在社會大眾對此片型仍然冷漠而欠缺關注、創作者也無資金為繼的窘境下，CNEX卻願意身先士卒，成立專門機構，並舉辦影展推廣紀錄片。這些舉措現在看來，確實極富有前瞻性與膽識。
蘇總監表示，當年三位創辦人更提出了「一年十部，十年百部」的宏願，希望能協助製作更多出色的紀錄片。今年適逢影展第十年，回頭檢視，確實也幾乎達標，截至目前為止，CNEX已完成製作九十餘部作品，著實令人感佩。
選片
回顧到最初踏上CNEX的歷程，蘇總監提到了台灣紀錄片圈如雷貫耳的大名──以人類學者、紀錄片導演聞名的胡台麗，一九九七年由她執導的《穿過婆家村》創下在台灣商業院線發行的先例。當年，蘇總監便是胡導演的子弟兵，跟著她學習民族誌電影。
二○○七年，當時仍然在學的蘇總監得知了她交大社會所的學長張釗維有意創辦一個電影的機構，後來才知道那就是CNEX，後來她也跟著參加了第一屆的CNEX影展，觀後深受啟發。等待博士一畢業，蘇總監也隨之投入組織之中，起先負責的是提案大會的業務。經過數年砥礪，如今她已然得以接下CNEX主題影展的策展總監要職。
不過與其他影展安排固定選片人來負責選片的形式不同，CNEX影展的做法很特別，選片方針與細項主題，皆是由公司的發行部、製片部、行銷部等同仁一同討論出來的。然而，今年由三位創辦人訂出來的主題卻不是那麼容易發想，只有五個字──「承諾與承擔」。
談到這個主題，蘇總監表示她的理解是「對自己負責，對他人負責，一個敢作敢當的個性。所以我們在規劃片單之中，無論是大情大愛、小情小愛，我們都採納進來了。單元『烽火餘燼錄』就是涵蓋以色列戰爭、文化大革命和納粹戰爭等議題，是大歷史下的一個回顧。那『以小搏大』單元這個議題的策劃則是一個在體制外的個人如何去抵制。『自我凝視』單元就像回到對自己負責，對自己的追尋是什麼，對自己的認同是什麼，裡面有很多個人的生命故事與對理想的堅持。」蘇總監概略性地解釋了本屆影展的選片方向。
談到本屆影展的重點值得推薦的電影，蘇總監立刻提及了來自挪威的電影【舌尖上的青春記事】（Tongue Cutters, 2017）。本片在講述一個挪威北方固有的傳統，兒童們從幼年就被培育成一個漁夫，割下鱈魚的舌頭等同是他們的成年儀式，她補充道：「我相信觀眾一定不會覺得無聊，因為你會看到兒童怎麼在觀察這個世界，怎麼跟大人互動，怎麼進入勞動和消費市場，然後甚至跟成年人一樣去做一些計算、思考等等。」
紀錄片的虛實之間
回到紀錄片這個類型，雖然近年來有越來越多平易近人的紀錄片得以擄獲台灣觀眾的芳心，甚至獲得票房的佳績，但是還是有不少觀眾對紀錄片敬而遠之，認為標榜真實性的紀錄片似乎缺乏戲劇張力，總令人昏昏欲睡。針對這種迷思，蘇總監選擇不以高冷的態度為紀錄片護航，而是以具有包容性的方式說明道：
「我會說紀錄片的題材其實真的很多元，它有很嚴肅又沉悶的，也有像《不老騎士──歐兜邁環台日記》（2012）這種輕鬆又好入口的，所以我還是會建議說如果你要看紀錄片當然是從自己有興趣的題材下手，這才是最重要的。」
不過蘇總監也提到，如果不知道到底該如何選擇，其實還是有一個總是管用的選片方向，即選擇與音樂、舞蹈相關的影片，因為那總是最容易入口的片型。說到這，蘇總監亦信手捻來今年影展選的一部影片，講述佛老明哥女王拉．莎娜（La Chana）的作品【永舞止盡】（La Chana, 2016）。蘇總監將之作為紀錄片恐懼症患者的解藥，她進一步說明：
「這個故事裡面又包含著每個人的生命故事、生命歷程、生命奮鬥，甚至是自我追尋。但你在觀看本片的過程中，手和腳都會不由自主的手舞足蹈起來。」
然而，誠如方才所述，紀錄片的種類何其繁多，有嚴肅議題亦有寫意的人生跑馬燈，我們究竟該如何去掌握紀錄片的本質意義？究竟什麼才是紀錄片呢？針對這個問題，蘇總監表示：
「其實早在19世紀末，就有人在用攝影機在做一些紀錄科學。為什麼他們用影像來記錄醫學，因為那個是最真實的，紀錄片的英文『Documentary』其實有文件的意思，是作為一個供查詢的文件資料，一直演變到後來稱之為科學性的紀錄片，是要如實呈現的。另一種則是比較電影性的，可以作為編排的，可以好好去說你的故事，但是他在虛實的界線可能就是沒有這麼的清楚。對我而言這樣的紀錄片就是說好一個故事，如何透過一個真實的人物、事件去感動跟發酵一些社會議題，這就是紀錄片最主要的功能。」
談到社會議題，這似乎也是台灣近幾年許多紀錄片共同關注的主題，包括近期熱映的【徐自強的練習題】（2017）便是聚焦司法改革，意圖喚起國人對特定議題的關注。類似的電影，在本屆CNEX影展亦有選映，即獲得多國影展熱切關注的美國紀錄片【紐約大國民：珍雅各】（Citizen Jane: Battle for the City ,2016）。
「我覺得這部片跟台灣其實是非常息息相關的，珍．雅各（Jane Jacobs）其實是要告訴我們一個美好的城市不是蓋好了幾條輕軌和捷運，或者拿去做影城或百貨公司，就是偉大的城市。」
蘇總監解釋：
「珍．雅各其實在那個時候就已經呼籲大家美好和偉大的城市應該是要有多元的文化，應該是能夠吸納吞吐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文化。但她在一九六○年代做這樣的呼籲，也遭受到非常大的困擾和挑戰的，有些人就會批評她說，妳只不過是一個家庭主婦，憑什麼做這樣的發言？」
對照台灣近年熱切關注的都更議題，本片顯然特別發人省思。珍．雅各主張一個偉大的城市應該是要有歷史記憶、歷史基因，而非恣意開發。這些五十年前的「異端邪說」，如今儼然已變成顯學。透過紀錄片，我們得以回到上個世紀的六〇年代，理解珍．雅各的主張脈絡。乍聽之下，議題似乎太嚴肅？蘇總監連忙圓場，她指出珍．雅各面臨到的多方抗爭與挑戰，故事可謂相當精彩，可是一點也不悶。
結語
然而，紀錄片創作看似百花齊放，但是否又可能因為它對真實的強調，而存在隱憂？談到這個主題，自然不免說到【灣生回家】（2013）引起的社會風波。該片的製作人田中實加在電影獲得佳績後被連番踢爆，原來她對外宣稱的灣生經歷可能皆有假造的疑慮。雖然日後證實紀錄片本身取材皆屬真實，但仍然激起社會大眾對紀錄片倫理議題的探究。
對此，蘇總監以另一部獲得廣泛讚譽的紀錄片【尋找甜秘客】（Searching for Sugar Man, 2012）為例，該片以一個被遺忘的傳奇歌手作為影片的敘事基礎，但過於戲劇化的敘事手段也曾激起兩極評論。蘇總監強調：「這牽涉到說故事手法的問題，至少要對得起自己、負責。」似乎巧妙拉回了本次影展的主題「承諾與承擔」。
最後，請到蘇總監對各位讀者說一句話，有別以往受訪人常常真的一句話作收，蘇總監倒是感性地說起了她數年前觀賞奧斯卡頒獎典禮的感觸。當年的頒獎人在台上對著台下的名流們直喊：「待會兒入圍的紀錄片工作者得了獎，還是開著破車回家，哪像你們！」蘇老師大嘆：
「這段話真的打動我，紀錄片工作者真的是一個苦力，總是花非常長久的時間去記錄一個真實社會的議題，一樣好好說故事，卻往往不像商業片能得到豐厚的利潤。來戲院看這些紀錄片導演的電影吧，我想這是一個非常大的鼓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