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後，西歐人剃光了「通敵女」的頭髮，當時看來大快人心，現在來看呢？
1944年至1945年，法國、比利時、荷蘭等國依序迎來解放，擺脫納粹統治的百姓們衝上街頭，張燈結綵歡迎入城的盟軍，人們也簇擁著不屈不撓的抵抗軍，並將納粹士兵踹上街暴打。與此同時，被視為通敵的女性一個個被人抓住，送上了高台。
這些女性在眾人面前被脫去上身衣物，身體被抹著焦油（或者墨水、碘酒），強灌蓖麻油（此為強效瀉藥），人們向她們吐口水，舉起石頭擊打她們，拿起鞭子揮擊他們，在她們臉上烙印納粹記號。接著被視為「義警」的男性市民們舉起剪刀和剃刀，在歡呼與叫罵交雜之下，剃光了她們的頭髮。這些「義警」當然沒有得到任何法律的授權，事實上，這些人的確有些是抵抗軍成員，但也有不少自己本身也是通敵者，他們透過這個極端的行為在人們面前表達自己已經向正義效忠。
在當時，許多人高喊這是「報應」。他們堅信著在戰爭期間凡是涉及告密、為德國人工作的女性、與德國人約會的女性，皆本該接受如此教訓，遭到懲罰的女性橫跨各行各業，從會計師、廚師、護理師到性工作者都成為目標，有許多女性是在戰期間嫁給了德國人，甚至可能取得了德國身分，也難逃這樣的侮辱。
美國傳奇攝影家羅伯特卡帕（Robert Capa）的作品、刊登在《生活》的《沙特爾被剃頭的女人 The Shaved Woman of Chartres》（1944，附圖）拍下了一名女性西蒙娜圖梭（Simone Touseau）遭到剃頭後無奈的神情，她的懷中抱著一名與德國士兵私通生下的孩子。然而這張照片的重點，並非只是這個主體，而是身旁一群民眾的神情，他們抱持著嘲弄的態度，甚至是近乎病態的興奮感。
據悉共有兩萬名法國女性當眾遭到剃髮，得到解放本應是值得歡欣鼓舞之事，但對於當時的許多女性而言，這卻是噩夢的開始。事實上，許多女性其實根本沒有通敵，或者只是被看見曾經跟德國士兵多講了幾句話，就被暴民們抓上去剃頭，在頭髮長回來之前，她們等同得到了一個肉眼可見標籤，不僅失去尊嚴，也失去活下去的生活資源。
有些人確實「通敵」，但她們之所以選擇與德國士兵交涉，是因為在戰爭期間，她們的丈夫不是戰死就淪為戰俘，為了讓自己吃飽、同時餵飽孩子，與德國人同床共枕是獲取食物唯一的途徑。此外，許多人忽視的一項事實是，以當時德國男性的權勢地位，這些女性有時未必真的心甘情願，而是完全沒有能力拒絕。
歐美使用一個字彙叫「橫向通敵（Horizontal collaboration）」來形容這些女性通敵者，橫向代表著這些人與納粹有著正式的合作，也是戲謔性地暗示他們宛如橫躺在床上與敵人達成協議。意在指控她們為了獲取食物和物資，與德國士兵談戀愛、同居或發生性關係。
根據統計，在二戰期間，德國士兵光在法國就造成了20萬名新生兒，但大多數人並未承擔父職，母親必須獨自受苦。在法國等西歐國家，這些女性被剃頭羞辱，但仍能保留法國公民權。而在挪威，女性如果與德國士兵發生關係，則會面臨流放或拘禁，ABBA合唱團的安妮-弗里德林斯塔德（Anni-Frid Synni Lyngstad）的母親即為了避免這種情形，帶著她逃到瑞典生活。
註：ABBA合唱團的安妮-弗里德林斯塔德（Anni-Frid Synni Lyngstad）去了瑞典之後，年僅21歲的母親就因腎衰竭過世，她是在叔叔和阿姨照養下長大。
她始終相信德國籍父親阿爾弗德海斯（Alfred Haase）早已因沉船意外辭世，但後來在她以歌手身分成名後，一間媒體報導了她的身世，其同父異母的弟弟看到了新聞，跟父親確認後，立刻聯繫了安妮。
1977年，兩人在斯德哥爾摩首次見面，當時她31歲。他們還拍攝了很ABBA風格的合照作為紀念。
她始終相信德國籍父親阿爾弗德．海斯（Alfred Haase）早已因沉船意外辭世，但後來在她以歌手身分成名後，一間媒體報導了她的身世，其同父異母的弟弟看到了新聞，跟父親確認後，立刻聯繫了安妮。
1977年，兩人在斯德哥爾摩首次見面，當時她31歲。他們還拍攝了很ABBA風格的合照作為紀念。
在法國同樣也會監禁被控通敵的女性，舉例來說，在1946年就約有6000名女性因通敵罪被關押在弗雷納監獄，68%的起訴理由是告密。不過女性被判處的刑罰往往比男性更重，這似乎暗示了在當時的社會氛圍之下，人們認為女性通敵比男性通敵更讓人難以原諒。同樣的，女性如果背叛祖國要剃頭示眾，卻不見男性得面臨到相同屈辱的懲罰。
為女性剃髮的傳統可以追溯到中世紀，當時犯下姦淫罪的女性會被判處這項懲罰，讓她「社會性死亡」，到哪裡都無所遁形，這也是一種獵巫程序，人們相信去除女巫的毛髮將會削弱其「邪惡力量」。儘管當時戰後的西歐人可能沒有拿出史書來判罰，很可能就是憑著直覺來行事。
換言之，在戰後對女性做出這種極端的懲處，只是延續了人類千年以來的厭女傳統。而上述所言的剃髮私刑還是比較輕微的，一些被指通敵的女性遭到了自己人的強暴，也有人被割去乳房，甚至殺害。
然而誠如文初提及，許多對通敵女性施暴的男性，自己卻未必清白。
在戰爭期間，願意投入高風險的地下抵抗工作的終究是少數的少數，絕大多數人在戰爭期間都是不作為的，往往盡量低調以避免自己被捲入麻煩。但是盟軍一來，所有人卻都站上前頭當英雄，靠著公審群體中的弱小（婦女）來逞威風，卻不敢對男性下手。這種激烈的報復行為，某種程度上也可說是男人們為了掩飾自己未能守護國家的「集體自卑感」的手段，透過羞辱女性來重拾尊嚴。
不過要把責任全推在男性身上也不公允，在1944年針對女性發行的地下報紙《法國婦女》當中，女性報人也公開呼籲剃光通敵女性頭髮，透過劃清敵我女性的界線，來重新建立聖潔的女性形象。
以《機器戰警 RoboCop》（1987）、《第六感追緝令 Basic Instinct》（1992）等作在好萊塢享譽盛名的名導保羅范赫文（Paul Verhoeven）在荷蘭解放時年僅七歲，他仍然記得生活在戰亂時期的感受。他在受訪時表示：
「如果你在一個被佔領的國家長大，生活在暴力的氛圍中，那麼戰爭比和平更加自然。」
1966年時，范赫文為了製作一部關於荷蘭納粹領導人的紀錄片而投入研究，讓他驚訝的不是納粹的暴行，而是戰後荷蘭監獄當中，納粹通敵者如何遭到殘酷的報復，他稱荷蘭人的所作所為讓他感到震驚。這讓他產生了電影《黑書 Black Book》（2006）的故事構想，有別於許多二戰電影聚焦在戰爭本身造成的生靈塗炭，范赫文有興趣的是本應帶來幸福的解放，卻可能是主人翁的噩夢。
《黑書》描寫一名美麗的猶太歌手瑞秋加入反抗軍潛入納粹內部，然而在戰爭結束時，她卻因為與德國軍官的情感關係，而被誤認為通敵者，而看似正義的反抗軍，卻反而藏污納垢。片中最令人不安的場景，正是瑞秋在牢房之中被潑糞與言語羞辱，展現了戰後初期那種失去理性的「私刑正義」。但范赫文強調現實比他在電影中展現的還要更糟糕許多。
瑞秋一角是以真實人物所本，是一名被控通敵的荷蘭女子艾絲梅范艾亨（Esmee van Eeghen），直到死後多年，史學家的研究才發現她的角色並不單純，表面上與德軍有染的她，其實一直在暗自協助荷蘭地下抵抗組織，也為為猶太人或抵抗成員提供幫助。戰爭結束了六十餘年，終於有機會以修正主義的角度重新述說歷史，范赫文希望以此故事點出在戰爭期間，道德是模稜兩可的，絕非我們現在所想像的那麼黑白分明。范赫文表示：
「這件事在我心中縈繞了我三、四十年：荷蘭人曾對自己的同胞做出極其恐怖的事，僅僅是因為她們曾與德國軍官同床，或是愛上他們並想與之結婚。」
現在的荷蘭歷史強調自己抵抗納粹的歷史，但范赫文想說的是，僅抵抗17日就投降的荷蘭在當時本來就處在親德國、反猶太的社會氛圍之下，許多人認為納粹統治是不可逆轉的新常態，納粹黨政軍領袖戈林（Hermann Göring）甚至說荷蘭語是德語的方言。然而，當納粹戰敗後，許多機會主義者卻透過對女性施暴，來掩飾自己曾經的沈默或平庸，像是歇斯底里地急於與德國劃清界線。
換言之，范赫文的作品戳破了荷蘭數十年來有意建立的國族敘事。
最後這部以荷蘭歷史上最高預算（2100萬美金）製作的電影《黑書》，成功得到了荷蘭人的擁抱，也在國際間獲得極佳迴響，至今仍被視為荷蘭電影的經典之作。
當被問到荷蘭人為何願意接受這部電影的敘事時，范赫文坦言自己起初也感到驚訝，但他後來認為這是因為現在的荷蘭人顯然不再認為片中的荷蘭人足以代表他們現在的價值取向，時間的流逝，總算讓荷蘭人得以客觀地去看待歷史的傷疤。
現在的台灣人，也準備好揭開歷史的傷疤了嗎？
本文與 MyVideo 影音隨看 合作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