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我以記者身分來到了位於瑞士南部的盧卡諾，雖然只是一座蕞爾小鎮，卻孕育出了超過70年歷史、在國際首屈一指的盧卡諾影展，無數新銳名導皆發跡於此。
在這一年，有兩部華語電影順利入選主競賽，分別是新加坡導演楊修華的《幻土》與應亮的《自由行》，前者後來奪得了影展最高榮譽金豹獎。
之所以不在應亮的前面加上國籍，是因為他的身分說來有些複雜。他是一名出生上海的中國導演，但卻因為一部電影而不得不流亡他鄉。2013年，以楊佳襲警案發想而來的《我還有話要說》使之在盧卡諾影展獲得最佳導演名銜。
當中國人普遍譴責楊佳襲警之舉是天地難容，應亮卻把焦點擺在中共嚴刑處置背後所忽視的人道問題。楊母一心想見到兒子，訴諸法治與程序，卻被送進精神病院。而楊母便是這部電影的主人翁。因為此片，應亮成了中共當局的眼中釘，被迫流亡至香港，而後取得了永久居留身分。
然而，以此將應亮歸類為香港導演，還是有些彆扭，那是否他還會認為自己是一名中國人呢？我曾問與導演聊過這一題，他的回答很率性，他說：
「香港的愛黨、愛國組織，他們會衝上街頭，然後問你是哪裡人⋯⋯（略）⋯⋯當他用這個方式來表達的時候，這個是指中共下的中國公民，是一個奴隸的概念，一個打手的概念，這樣的一個概念的中國人，我不是。」
由此，我無法用任何世俗的國籍分類來介紹應亮這個人。真要說，他是一個自由的人。
在《自由行》之中，他將自己的角色替換為一個女性導演楊樞，楊因為一部爭議電影（指涉的正是《我還有話要說》）而被迫流亡，他既無法在家鄉或者香港與老母會面，只能選在第三地台灣。偏偏楊母的身分只能跟陸客團，楊樞還必須與導遊疏通，才被與母親會面。
導遊的條件是，每到一個景點，楊母可以脫團，但最後還是得坐上遊覽車。於是楊樞與她的先生、兒子就這樣搭計程車跟著遊覽車四處行動。她的兒子年紀尚幼，不能理解為何與外婆見面如此大費周章，楊樞也不知該如何解釋。片名「自由行」，在此看來是如何諷刺。
當得知盧卡諾影展的評審團主席是賈樟柯，沒有任何人會相信《自由行》有機會獲得任何一個獎項。結果也是如此。但是本片可沒有對政治的明確表態與情緒上的宣洩，就是一部家庭電影，談母女關係、有爭端、也有和解。只是得知導演的背景，所有人都會戴上政治眼光去審視這部電影，而這幾乎成了應亮的包袱，好似他終身都得扛起反共義士大纛才行。
我是這麼看，我認為這部作品唯有跟著應亮過去的創作一路走來的觀眾，最能衷心體會。
在那年與應亮的採訪，我們聊了很多「台灣觀眾會怎麼想」。我們都很期待這部片會得到什麼樣的迴響，畢竟終究是一部台灣製作、拍攝的作品。但事隔三年過去，每當我在演講場合提及《自由行》，所有觀眾都依然是一臉疑惑，多數人聽也沒聽過。因為在當年金馬獎，它沒有提名，之後也沒有發行公司引進。
不過三年過去了，香港也不再是三年前的香港，這部電影看來卻顯得更為耐人尋味。回顧《自由行》的情節，母女不能在香港見面，而只能選在台灣，似乎已經預見了兩岸三地在地位上、意義上的移轉。
過去曾被視為各個黨派、思潮匯聚之地，海納百川的香港，已經完全被納入一黨專政的體系之中。相信不僅是楊樞與他的母親，連未來007電影再以香港作為交換情報的據點也不見得實際。
猶記應亮對我說：
「極權就是一場雨，沒有淋過的人不知道。」
如果不能全理解《自由行》中的情感、楊樞與母親的痛楚，我想那也是幸運的。面對徬徨與未知，無論如何，一起撐起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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