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想來談談評論的力量。
2月1日時我人在鹿特丹影展，看到多家媒體報導一部名為《世紀血案》的電影上映了，拍攝的題目是林宅血案，我第一時間內心就警鈴大作，仔細看了幾家報導，都沒提到是否有取得林家授權，我立刻斷定這部電影有問題。但我當下只是認為，應該馬上就會有人罵，工作行程也忙，就沒在管了。
說實話，我一點也不想要第一個開砲的人，2024年時，我質疑台北電影節找王小帥出任新導演競賽評審團主席，起初身邊的人通通都覺得這個決策有問題，因為這位中國導演幾乎讓一位新導演走上絕路，卻要出來評價新導演，實在諷刺。但我也不想要當第一個寫的，因為我知道文章一出去，那個壓力實在太大了，所以我也是足足等了數週，後來實在沒人寫，我認為我有義務得寫。
回到《世紀血案》。結果過了兩天，到了2月3日，我發現網上竟然沒有任何明顯的批評聲浪，唯一有提出質疑的是陳文彬導演，他先發文指出他相當懷疑「電影背後目的是什麼」。不過滑了一下各大新聞版面的留言區，發現多是「好期待」、「卡司好強」之類的回覆。這下我才恍然大悟：也許現在很多人沒聽過林宅血案了。
林宅血案發生時，我沒有出生，但由於我從小就喜歡看一些政論節目，所以對此案並不陌生。而且我也記得，從小身邊的深藍長輩，誰都會罵，連鄭南榕都討厭，但提到林義雄，沒有人會說他半句不是，說明大家對此案真相心照不宣，也都同情他的遭遇。不過轉眼間，這竟變成一個商業電影素材，演員還以不莊重的角度評論之，導演的祖父還有警總背景，看完相關新聞，我只差沒有吐血。
所以我就發布〈一部談林宅血案的電影，要如何不談「意識形態」？演員在記者會上「談笑風生」是否恰當？〉一文。起初我認為應該就是影視圈內的人討論一下，也已經準備好會被某些人砲轟。但我真的沒想到會「出圈」，最終演變成一則全國性延燒多日的新聞。
不過有媒體說「無影無蹤挖出導演徐琨華的祖父背景」，就讓我有點啼笑皆非了。身為一個自媒體，我非常清楚自己的侷限，我沒有能力像是記者一樣親自跑去採訪和調查真相，我所知道的，其實也就是來自各家媒體報導的內容而已，而我只不過是引述了我所看到的內容提出質疑。
這也讓我想到另一件事。其實我也是最早公開寫黃子佼與創意私房的評論者，時間是2024年4月3日。不過當時我的資訊來源，也是來自我從各家媒體拼湊出來的消息。
當時我是先看到《ETtoday新聞雲》寫黃子佼是「創意私房」高級會員。我想說，什麼是「創意私房」？然後就去查了《鏡週刊》針對創意私房的報導。最後就整理各方訊息寫出了一篇社論，指出創意私房的險惡，並批評黃子佼只要能寫悔過書就能脫罪。
後來這件事燒起來後，有媒體說我是「吹哨者」，但這個頭銜我恐怕難以消受，因為吹哨者通常是指「一個組織內的成員或相關知情人士」，這樣寫不知情的人還以為我是創意私房的會員，請別害我好嗎？而後來更讓我覺得尷尬的是，有一家媒體特地約我出來，詢問我從哪裡得到秘密資料，得知黃子佼是高級會員，我回他：「呃，我是看新聞的。」
透過這些經驗，也讓我強烈意識地意識到一件事情，那就是儘管評論者並非記者，他們無法站在第一線去調查和報導，但「評論」這件事本身仍是有力量的。
雖然後來有網友抱怨採訪《世紀血案》殺青記者會的記者為什麼不問這個、為什麼不問那個，但你不能不把credit給現場採訪的記者們，因為我們可以從他們報導當中，去推斷記者們選擇性表達了什麼（例如有記者特別強調了導演祖父的身分，但這其實在娛樂新聞當中往往不是重點），再透過他們提供的報導，去延伸成一則評論。
實話是，記者即便不滿黃子佼或《世紀血案》，但以現在台灣的媒體生態來說，他們無法直接在報導中直接採取明確的立場對所見作出批評。舉例來說，我看到這則新聞，第一時間就憑藉常理推斷林義雄先生不可能授權別人拍攝自己被滅門的故事。如果記者沒問這題，那這些推斷與質疑就是評論者的工作。
國際媒體的娛樂版面常常設有很犀利的評論專欄，如果《世紀血案》的案例發生在好萊塢，我認為《綜藝》和《好萊塢報導》的評論家會先開火，但台灣的影視娛樂媒體通常沒有嚴肅的評論專欄，主因往往是擔心樹敵或者得罪有權勢的人。既然如此，最後就得交由我們獨立於體制之外的自媒體來提出針砭。
所以當我看到很多自媒體在納悶自己存在的價值，指出AI已經要取代自己時，我想說的是，AI只會取代原本就是「手工產出的內容農場」，但AI目前沒有能力在無人刻意引導之下自己去觀察一個新聞並發表評論。AI確實可以寫出邏輯通順的評論，但它無法感受到《世紀血案》記者會上的「談笑風生」對台灣社會集體記憶的冒犯。涉及人類情感與歷史傷痕的共鳴感受，是我們人類所獨有的。
換言之，「評論」終究是要靠人的感知去產出的，評論者能幫助我們看破表象，所以評論絕對有其價值之處。在台灣目前的媒體結構下，評論並非附屬品，而是公共討論機制的一部分。
經營無影無蹤十年下來，除了上述案例，我還有多篇時事評論後來演變成媒體報導的主題，印象深刻的包括陳文茜亂訪侯孝賢事件、導演游智煒性侵指控、牛角導演疑涉詐騙行徑、台北電影獎陳慕義入圍爭議與企業顧問李正騙倒全台媒體事件等等。
這或許帶給了我一些敢言的形象，也讓我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我不能說我沒有做出過不慎冒犯人或不精準的評論，但經歷這次的《世紀血案》事件，並看到後續正向的發展後，除了得鞭策自己未來要更留心評論的力量之外，也更強化了一個信念，那就是「評論是可以改變社會的」。而這件事，必須有賴更多人一起來做，我們不要想著AI可以取代評論，我同意AI有評論能力，但目前它的能力終究是有限的。而且AI即便可以生成評論，它也不能承擔評論的社會後果。
這的確是一個吃力不討好的責任，但無論如何，總要有人去做這件事。評論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提供了另一個可能的視角。力量不一定來自聲量最大的人，有時來自第一個願意提出問題的人。當社會習慣提問、習慣辯論、習慣對創作與權力保持警覺，這種習慣所帶來的改變，就是評論真正帶來的力量。